引言 占同龄人口14%的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总体呈现稳定、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人生观、价值观主流取向积极、进取、务实。同时，由于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大学生生活环境的复杂性，造成青年学生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们既要肯定大学生思想主流健康的一面，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当代大学生，又要看到他们矛盾的一面，引导他们健康成长。”（注：陈至立：《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国教育报》2002年9月11日。）无可否认，当代大学生确实有着与众不同的社会个性和时代特征，他们的道德状况主流是好的，但道德观出现某些变异也是不争的事实。 一、大学生中有人正徘徊于道德底线 1.诚信缺失。少数大学生的诚信缺失是表现在多方面的，仅从助学贷款的表现看就比较突出。随着贷款进入还贷期，“人们预先的隐忧开始凸现出来”（汪瑞林，《中国教育报》2002/11/13）。如，重庆市最早两批贷款期限已到，却分别竟有20%、30%的学生未如期还贷，其中90多人没有正当理由，有恶性逃债倾向，属“赖账不还”（田文生，《中国青年报》2002/4/12）；中南大学2001年有173人应还贷款，但还贷率仅为26%（吴湘韩，《中国青年报》2002/4/3）；在北京工行贷款的1250名学生至2002年10月仍有119人未还钱，占了近10%（喻频莲，《光明日报》2002/10/31）；复旦大学“近两成的学生从来没有考虑过如何还款”，上海某大学“竟有7%的学生表示‘是否还款还很难说’”（姜澎，《文汇报》2001/6/3）；“广州地区到期不还的比例是38%，而全国各地中最高可达80%”（吴安亚，《大江晚报》2003/2/25），说明大学生在贷款时就缺乏诚信意识。借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贷款学生是在用诚信为自己作担保，也是在考验自己的道德人格，一旦出现不还贷，就等于自己颠覆了道德观，失信于社会。 2.知恩图报者寡。据《广州日报》2001年11月12日载，从1996年夏始至2001年夏，广州地区经社会各界牵线搭桥得以一圆大学梦的莘莘学子逾千名，但这中间只有一成不到的人曾用信件向资助者表达感激之情，写过两封信的不足十人，其况令人寒心。广州某大学的杨振华教授捐巨款资助100名大学生完成学业，四年中没有一个学生忘记到银行领钱，但只有两人给杨教授写过信。广东长乐县一对陈姓打工夫妻，用自己省吃俭用的8000元钱资助两名特困生，其中一位大学生拿了4000元后就再也没露过面，另一位有一回找到这对老夫妻称他母亲病了，没钱交学费，老夫妻又拿了1500元给他，从此也再没露面。 沈阳有一位80多岁的王儒臣老人，节衣缩食13年出资数万元赞助40多名贫困生完成学业，其中有10名大学生。至少他们在1999年4月29日《中国青年报》刊载关捷的报道时，没有给老人写过信，也没有一名大学生肯露面。这10名已毕业的大学生的“忘恩负义”、“情薄如纸”，使老人感触良多：“我赞助他们读大学，就是为了让他们享受人间的温暖，让他们懂得什么是善良，什么是爱，什么是美德。现在看来，我是不是白瞎了这份心思？”老人实在想不通：“10个人啊，怎么个个都是这样呢？”是道德贫困使然。 3.考试作弊屡禁不止。“考试作弊已成为现在高校中较为普遍的现象。考试过程中一个班至少三分之二的人都会打小抄。某班几乎所有人都作过弊。一所普通高校附近的复印点，在两个星期内，由学生作弊带来的利润竟达两万元。”（王肇辉，《大学生》2002/8）可以说大学生考试作弊的涉及面较大，积习已深。郑州某大学一男生就炫耀自己“从小学抄到大学”（李建华，《郑州大学学报》2002/6/20）。2002年7月2日，安徽某大学学生孙某竟攀上办公楼盗试卷摔成重伤（慕红雄，《新安晚报》2002/7/9）。西南师大一女学生先后三次进入老师的办公室涂改自己的考试成绩，由此得到一等奖学金和“校级优秀学生”称号。重庆某高校的两名优秀学生在一场“古代汉语”考试中作弊被发现（谢齐华，《科学时报》2002/1/31）。笔者1996年5月在安徽某高校调查时，大学生对“你自己是否有作弊现象”的回答是：“有时做”的占11.1%，“很少做”的占23.5%，“没做过”的占65.2%，“常做”的仅占0.27%（注：叶松庆：《大学生的观念现状评析》，《青年研究》，1996年第1期第11页。），也就是说，偶尔作弊加上常作弊的总和为34.87%。 4.投机取巧成风。大学生替考、代写论文的事逐年增多，“高校‘枪手’已成校园新兴职业”（周和平，《新安晚报》2003/1/5）。记者曾采访一名大四在校生：此人从初三始就替别人考试，在大学的近四年里，先后当了20多次“枪手”。他对“注水”文凭深恶痛绝，但同时又感谢被代考者们给他了很多钱。他承认“班上的很多同学都当过‘枪手’”（徐宜军，《中国青年报》2002/4/19）。 不少大学生作论文专走“捷径”：抄袭、上网“买论文”、请同学当“枪手”。如“无论平时布置的小型论文，还是安排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许多学生都是从各种学术杂志或互联网上摘抄，甚至全文囫囵吞下”（记者，《中国青年报》2002/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