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北京生源应届高校毕业生进京指标制度改革的政策分析

      一、应届高校毕业生与“进京指标”

      北京作为首都和直辖市，是传统福利体制优越性体现最为明显的城市，也是对计划迁移控制最为严格的城市之一。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实行户籍制度后，北京市的户口迁移率迅速下降到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要求不相对应的低水平，并得以一直保持。这种变化与同期发生着的经济社会的全面改革十分不协调（朱镜德，2001）。如果说，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堡垒”的话，北京这样的城市可能会成为传统户籍制度的最后“堡垒”，使其成为通过户籍控制城市规模的典型。

      高级人才无疑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各地争夺的焦点，而高校应届毕业生作为高级人才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北京却受到进京指标的限制。据《人民日报》2001年12月14日报道，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和市科委人才中心联合披露的消息，在中关村地区的高新企业中，目前有10万没有北京户口的大学生在打工。据悉，2001年通过政府提供的就业渠道，到高新技术企业就业的毕业生只有2000人，比往年有大幅度增加，但远远不能满足北京市50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的需求。因此，这10万大学生打工者基本是自己找上门去的，集中在微电子与电子信息技术、新材料、外语专业，因没有留京指标，只得把户口留在原籍。

      北京市就业政策规定：京外生源的统分毕业生在京就业须有两个指标，一是学校的留京指标，二是用人单位的进京指标。留京指标由学校控制，指标数为京外生源的10%。由学校按综合测评排名情况择优留京；毕业生除了具有以上高校准予的留京指标之外，接收外地生的单位必须还应有接收外地生的进京指标。中央部委单位的外地生进京指标由人事部批准，北京市属单位的进京指标由北京市人事局掌握，毕业生只有同时具备留京指标和进京指标，方可在京就业。

      二、非北京生源高校毕业生留京政策存在的“政府失灵”

      （一）多头管理带来了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和效率损失

      交易成本概念，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新制度主义创始人科斯最早将交易成本概念引入到经济学分析中。科斯定理的一个重要引申是，如果所有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不论生产和交换活动怎样安排，资源的使用都相同（柯武刚、史漫飞，2001）。但是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组织或者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注：交易成本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其中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起草和实施合约的成本、界定和实施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改变制度安排的成本。简言之，交易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张五常，2001:407）。），因而，各种交易和决策都是在交易成本约束条件下选择的结果。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理想的生产要素交易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应该是一个生产要素能够完全自由流动的市场（张五常，2001），在这样的市场中，劳动力的需求方和供给方直接面对面进行交易，这一交易过程中交易环节最少（只有两个），是成本最低、效率损失最小的理想交易，即应届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企事业单位。

      在非北京生源高校毕业生留京政策中，这一劳动力交易环节多达5个，即北京市政委北京市人事局。这就为这一交易过程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比如说，北京市人事局就需要与各个用人单位之间就进京指标的数量问题进行信息收集和协商，同样的交易成本也会体现在北京市教委与北京市各高校，高校与应届毕业生以及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博弈”之中。此外，过多的不必要的交易环节还使得这一交易的预期效率十分低下。在这一交易过程中，每一个交易环节都会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而出现效率损失，各个交易环节效率因子乘积的结果就会导致最终的交易效率十分低下。在现实生活中，各个企业的用人需求是多种多样的，而市教委在分配留京指标的时候往往是根据各个高校的声誉来分派这一稀缺资源的，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少数名牌高校留京指标过剩，而众多的普通高校则会因为数不多的几个留京指标争得“头破血流”。对于学校方面，他们在向应届毕业生进行留京指标的分配时，也绝对不是按照市场的实际需求来进行的。而由高校直接负责留京指标分配的结果，最多也只能保证学生在校期间品学兼优，但是学习成绩的高低并不是工作能力的全部内涵，许多高分学生拿到了留京指标，而那些真正能为企业所用的“人才”却常常因为只有企业提供的进京指标而没有留京指标不得不充当“黑户”，“漂”在北京。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中，即使是政府部门之间也没能得到很好的配合。最近市教委有关部门宣布，为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用人，取消了北京5000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留京指标限制，而市人事局日前公布了69家高新技术企业放宽引进外地生源的限制，没被列入名单的企业还是拿不到进京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