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468(2003)04-0005-12 在二战后美国和欧洲的高等教育史上，扩大入学机会及其所导致的结果都令人瞩目。在欧洲，一些大学在战前的入学人数微乎其微，而现在的入学人数已增加至当前所有中学后教育形式所包括的适龄就读人口总数的30%～40%。这一大规模的迅速扩张，一方面来源于精英大学(elite university)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来源于非大学部门和机构的创建。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长驱动了上述两种类型机构的扩张，这反映出现代社会职业对中等教育水平以上人才需求的增长。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这一扩张还因为非传统类学生(nontraditional students)数量的增长而备受瞩目。这些学生的特征是成年、在职、业余时间学习，目的在于能受雇于快速增长的半专业(semiprofessions)和知识产业(knowledge-based industry)。在遵循大众高等教育思想的新兴教育系统中，由于受其出身和抱负的影响，这些学生主要偏向于获取有用的技能和知识，而不是成为以承载高深知识和培养思维、情感的教养为主要目标的文化精英。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欧洲大众高等教育的增长已成为关于高等教育的大多数争论的主题。数量增长已引发了许多相关问题：经费、组织、管理(governance)，以及教授那些具有多样化倾向与多样化学术潜能的新型学生所构成的挑战。然而，人们的关注点目前更集中在“如何创建大众高等教育系统以适应入学增长”等问题上，还不允许我们着力于中学后教育的下一发展阶段：以某种类型的中学后教育形式扩大入学机会，使高等教育人口普及到1/3或一半以上，无论在家还是在工作场所人们都可以终身获得这种中学后教育。在过去几年中，新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欧洲高等教育系统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同时也导致了新问题的产生，而以前欧洲甚至还不能完全解决创建大众高等教育体系的相关问题。[1] 研究型大学在实现创建大众高等教育系统及走向基于因特网的普及高等教育(universal access)这双重目标的奋斗过程中将遇到一些重大问题，在此我将进行有关思考。这不可避免地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但我将在比较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大西洋两岸的大学都面临这些问题，但它们采取了不同（然而相似）的形式并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这些问题是西方社会高等教育重大危机的一部分。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在创建和调整大众化教育系统方面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因此问题才蜂拥而至，但正因为如此，这些问题对那些已获成功的院校而言已不再构成威胁。 21世纪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新信息技术对高等教育传统形式的冲击。 第一，我提出这一点，不仅因为它在高等教育中是最不稳定或正处于转型中的发展，而且因为它牵涉到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其他问题。信息技术发展的后果之一是危及研究型大学的生存。最近，三所美国大学的校长都以几乎同样的话语表达了他们对于该问题的忧虑：“我们甚至根本不能肯定大学是否会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生存下去，而且如果大学能生存，也不能肯定它们将以什么形式保存……大学是否能以我们所知的、目前的形式存在，这实在令人怀疑。”（注：S.Muller.The Management of the Modem University[A].D.Muller-Boling et al.eds.University in Transition[C].Gütersloh.Germany:Bertelsmann Foundation,1998:22-30.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Robert Berdahl在其于1998年4月举行的就职典礼上回应了该文观点，斯坦福大学校长Gerhard Casper也于同日在伯克利回应了该文观点。）欧洲大学的领导者也表示赞成：“要说新的信息通讯技术在挑战大学的基本功能，这一点不夸张。”[2] 第二，我将讲到高等教育成本不断增加与公共财政紧缩的相伴相生。这已导致了几乎各地经费支持的明显不足，而在欧洲是最突出的。尽管学生数量大幅度增加，但欧洲各国政府仍在抵制收取学费。除个别情况外，大众教育机构和教育体系的经费安排仍与50年前中央政府资助大学的例行方式相类似，只是国家的经济支持力度已跟不上学生数量的增长。整个欧洲的结果就是，高等教育经费支持严重不足，在此情况下，据称（如果没有证实的话）高等教育生产率的提高是依靠利用相同或更少投入来培养更多学生而实现的。现代科学领域取得每一项进步都会比其上一个进步的成本更昂贵，这给教育预算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对于那些基础研究仍主要由大学承担的国家如英国，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 学生数量增长，而国家的经费支持却没有相应增长，这威胁到教学和科研的质量。随着入学人数增长，在大多数欧洲高等教育系统中生师比都增高了。政府的反应就是要求更高的生产力。大学生活和管理要合乎经济规则，对运作和产出施加“效率”压力，随之而来的丧失“可支配”资源、施加标准、使用工商界语言都威胁了大学自治，阻碍其学者和科学家去探究那些缺乏短期回报的长线研究。在某些国家，管理控制机制的加强是与中央政府运作的加强相伴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