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03)05-0051-0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运动遍布全球。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到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从俄罗斯到北欧诸福利国家，一场旨在把教育按产业运作的改革已经初具规模。中国在1997年实行高等教育有偿服务以来，产业化呼声日高。1998年至今，已连续四年扩大招生。教育已成为拉动国内总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高等教育要超常规发展、学费要逐年提高”成为一种主流意识。高校也由“清水衙门”逐渐变成“谋取暴利”的场所。赞助费、扩容费、定向费、一次性建校费、跨地区建设费、转专业费等费用五花八门。人们在批评、围剿电信、铁路、航空等垄断部门的高价低效率运行导致自身福利损失时，很少关注高等教育市场和高等学府里的低效率。“两会期间”代表们和世人所感慨的“学术腐败”，只不过是高等教育市场低效率运行“冰山之一角”。由于教育的特殊性——其服务对象为人，它的低效率运行比生产性的低效率运行带来的危害性就更大、更为深远。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由于垄断带来的低效率，通过竞争机制的引入，可以改变市场结构，逐步趋向帕累托最优，但市场内部的低效率，即非生产性效率将会内化在生产性效率上，导致X效率存在。如在高校，由于个人的学识、才能、努力程度不够，出现低效率，这种并非市场机制配置产生的低效率，即使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也难以消除。毋庸置疑，我国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校为我国务行各业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优秀人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在培养国际化人才方面，许多高校显得力不从心。教学观念、思维方式、管理手段等诸多方面仍然沿袭计划经济模式。作为教育中人，我深切感受到目前高校这种低效率运行将阻碍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高等教育市场本身的垄断导致的生产性低效率以及高等学府内部的非生产性低效率进行深层次的探讨。 一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高等教育本身面临着公平问题。长期以来，教育服务作为公共产品，由国家垄断经营。从效率角度分析，公共垄断削弱了政府服务部门之间能使成本最小化的激励机制。美国认为公立学校是一种反应迟缓的垄断，提出以市场为基础的教育的假设，即高等教育的私有化，实现由公共服务向市场可购买的转变，提倡高等教育引入私人经营，支持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以及私立学校之间的竞争，支持公立学校系统内部服务部门之间的赢利竞争。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产业，仍然适用市场结构对效率造成的影响。但从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X效率理论比传统的经济理论更能说明问题。 传统经济理论从成本最小化假设出发，在分析和比较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的效率时，假定两种市场结构的长期平均成本完全相同。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高等教育市场的产量（如每年招生数量），用Q表示；纵轴表示学费，用P表示；传统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P=MC=AC，决定的市场数量为Q0，价格为P0。但在垄断条件下，学校以较高的价格招收较少的学生，这时的价格为P1，数量为Q1。相对于Q0而言，垄断条件下的招生数量过少，大大低于社会需求的数量。P1E1F1P0被看作需求者损失，这部分垄断利润由高校占有。事实上，在高等教育这个特殊的垄断行业中，长期以来一直是处在卖方市场，在中国由国家垄断经营，没有理由认为两种不同的市场结构的长期平均成本是相同的。而由于垄断削弱竞争，减轻了学校自身的压力，同时也减轻了降低成本的努力，导致垄断成本高于完全竞争行业，如图中的AC0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成本，AC1为垄断条件下的成本。P1E1F1P0不是由学校占有的垄断利润而是垄断成本。从我国高等学校现状来看，近年来随着高校的扩张，成本不断上升，行政人员、教辅人员、工勤人员、校办工厂和农场职工、附设机构人员比例过高。据统计，2000年全国1041所普通高校在校生556万，教职工111.28万，专任教师仅46.28万，其余为上述所述人员，这些人员的过高比例导致高校越扩张，垄断成本越高昂。这从我国教育经费入不敷出可见一斑。上述垄断成本的出现，还表现在高等学校内部的X低效率运行上。 在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现状中，垄断成本与由于国家对教育资源价格的管制导致的人为剩余并存，而寻租理论称之为“人为垄断成本”。自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高等教育资源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状态，尽管目前已不像1980年代那样面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景象，但竞争仍然激烈。中国家庭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持续增长。据统计，85.6%的家庭希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城市消费支出比例中教育经费年均增速20%，我国现有的大学入学率为11%左右。教育供求不平衡状况将长期存在。在既定的教育供给资源条件下，我国主要采取非市场机制配置教育资源，即高考“配额限制”和“价格管制”。每年年初下达招生指标，限制年龄。然后进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根据分数、省份、城乡等条件统一录取。这些壁垒的设置，迫使许多适龄青年退出高等教育市场。为突破壁垒，对“人为剩余”的追逐异常激烈。 S为高等教育市场的供给曲线，D为高等教育市场的需求曲线。当价格由市场自由供求决定时，供求相等时的均衡数量为Q0，均衡价格为P0，这时，高等教育市场处于饱和状态。但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市场供给量为Q2，存在缺口Q2Q1。这时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为P2。当市场价格为P2时，只有少数人能交纳昂贵的学费，许多有才能的贫寒子弟将被挡在高校之外。若P1为大众能承受的心理价格，当价格为P2时，由于贫寒子弟无法交纳高昂学费，导致了人才的流失。因教育涉及公平性问题及教育存在正外部性，即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政府采取价格管制。若政府定价为P1，同时采取配额限制，结果使得交纳得起学费的人因不能满足规定条件无法进入壁垒，很大一部分资源流出本国市场（国外大学每年在国内大招生，学费在每年5-20万元不等）。价格管制和配额限制导致高等教育资源流失，同样存在利益最大化条件下的效率损失。为进入正式的壁垒，人们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扩大招生，在由政府分配名额时，各省各校都会动用各种关系，力求争取名额，名额到校后，有些考生家长利用各种关系讨好学校官员，每年招生都有腐败情况报道，便是例证。此外，有人把精力放在拉关系、争取创办新学校上。这些“人为剩余”以贿赂的形式转移到官员手中，又在人们对官位肥缺的竞争中进一步消散。“寻租”的存在，具有恶性蔓延的趋势，职称评定、项目申报、个人津贴，职务晋升、学位评审等等。导致形形式式的“政治创租”，加之充斥高校的学术腐败等，无一不与此相关。这无形中加大了高校运行成本。[1](P21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