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93(2003)03-0039-06 在北宋内忧外患的时局之下，宋代科举取士已实行80多年，虽然为重构赵宋王朝的统治秩序选择了大批的人才，促成了士人阶层的重新形成和扩大，但其弊端也逐渐衍生出来，因而改革科举制度被提上了日程。为选拔更多具有真才实学人才，提高官学在人才选拔过程中的作用便成为范仲淹庆历兴学的主要内容。一般认为，庆历兴学提升官学地位以后，曾经作为人才培养机构的书院自然要走向衰落，有论者认为：“可以说宋初书院因官学的式微而蓬勃，但中叶以后因官学的普及而不再像以前那么旺盛了。”（李弘祺：《范仲淹与北宋的书院传统》，《纪念范仲淹一千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424页）但我们认为，北宋中叶书院并未走向衰落，只处于从官学替代机构向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转型前的低潮时期，为北宋晚期书院与宋代新儒学的结合，甚至南宋书院的繁荣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赵宋王朝建立以后，在选拔人才的具体手段方面，毫无疑虑地选择已经实行了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宋太祖在位期间改革科举，通过诸如禁止行卷通榜、座主门生以及实行殿试复试考生等制度，进一步消除科举制度的推荐色彩，选拔了不少寒俊之士。宋太宗时期大量增加科举录取人数。他对大臣说：“朕欲博求俊又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中华书局1978年版（以下简称《长编》），393页）太宗、真宗、仁宗庆历四年以前共开科26次，录取进士5,337，诸科进士11,877人，特奏名5,807人（根据张希清：《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统计，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422-423页），三朝平均每科录取进士205人，诸科进士456人，特奏名人223人。由此可见，此时的北宋，每年取士数量大大高于唐、明、清三代的取士人数（据张希清的《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的资料：唐代进士及第平均每榜为25人，明代平均每年89人，清代平均每年103人。《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5期，107页）。北宋前期的几位皇帝对科举取士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史载真宗咸平三年(1000)殿试时，“上临轩三日无倦色。”（《文献通考》卷三十《选举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286页）这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统治阶层对选拔人才的重视。 北宋统治者不仅扩大取士的数量，还为科举出身者提供了十分便利的升迁条件。根据乾德二年(964)太祖命陶谷等人所议新的吏部“铨选之法”的规定，进士出身者一般在20年左右就能位列公卿了。（《宋史》卷一百五十八《选举四》，中华书局1977年，3696页）自宋太宗开始，北宋取消了吏部铨选任官制度，科举及第者可以直接释褐授官，进士出身者晋升的速度更快。新科进士及九经都分别授予了监丞、大理评事或各州的通判官等官职。虽然新科进士最初所得到的官职大都较为卑微，但统治者已经为他们日后仕途铺就了康庄大道，往往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进入权力的枢纽地带——朝廷。正如《文献通考》所说：“时天下登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宋仁宗在位共开科13榜，录取前三甲39人，分别授予职位较高的官，为他们以后飞黄腾达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史载“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容斋随笔》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119页）通过科举考试大量选拔并直接授官，士人逐渐成为官僚体系中的主体。朝廷的功名利禄诱导士人积极向学。因此，接受良好教育，掌握儒家经典解释的话语权就成为当时士人阶层的普遍诉求。 宋代的官学大体上沿用唐制，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北宋前期的中央官学主要是国子学和太学，而地方官学则主要是由州一级设立的州学和县一级设立的县学两级组成。赵宋政权建立之初，太祖于建隆三年(962)修复后周国子监，“聚生徒讲学”（《宋会要辑稿·崇儒》一之二九，中华书局1957年版，2177页），专门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成为庆历四年太学创设之前唯一的中央官学。国子学并没有为其他官学提供示范，虽然有定额70人，但不少是“系籍而不至”（《宋会要辑稿·崇儒》一之二九，2177页）的名义学生，“居常听讲者一二十人耳”（《宋史》卷一百五十七《选举志三》，3658页），致使“国学之制日坠”，“生徒至寡，仅至陵夷”（杨亿：《武夷新集》卷十七，四库全书1086册567页）。北宋前期的唯一中央官学——国子学在担负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都如此无足轻重，地方官学的发展就可以想象了。 北宋前期统治者采取重取士而轻养士的政策，实际上是在内忧外患情势下的必然选择。然而，随着统治的日益稳固，不少有识之士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范仲淹所说：“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时而教育哉？乃于选用之际，患才之难，亦由不务耕而求获矣。”（范仲淹：《范文正集》卷八《土执政书》，《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影印版，1089册，637页）这种只重取士（收获）而忽视教育（耕种）的文教政策，虽然给北宋前期书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涌现了多所著名的书院，使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高峰。但与此同时，这一文教政策也给书院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即导致北宋前期书院成为官学的替代机构，书院制度的合法性并未形成。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机构，北宋前期少数著名的书院有生徒人数的记载，如岳麓书院在咸平四年规定的生徒定额为60人，应天府书院“聚徒百余人”，（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六十七《天下四大书院》记载：转引自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简称《书院史资料》），43-44页）尽管这是指书院的生徒定额，并不包括来书院旁听的院外士人，但书院所能教授的生徒数还是相当有限的，吕祖谦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吕祖谦：《东莱集》卷六《白鹿洞书院记》，转引自《书院史资料》72页）因此，尽管北宋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书院，但这些为数不多的书院还是只能为少数士人提供求学之所。更何况这一时期还有不少是书院由家族主办，其招收对象主要是本族或当地的士人，这样能接受书院教育的生徒数量就更少了。换言之，书院的发展并未解决北宋前期取士与养士割裂的矛盾，合理解决这一矛盾成为北宋中后期兴学的主要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