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高等院校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大陆普遍使用的一种称法，在美国则称为Liberal Arts Education，（注：这一称法可直译为“自由艺术教育”，或可大致译为重视文科的人文教育。美国的自由艺术教育的概念源于欧洲早期重视文学、哲学、艺术的自由人的教育理念。）而在香港则称为“博雅教育”，在台湾通称为“通识教育。”虽然不同地区对这一类教育的推广和重视出自不同的教育理念和实际需求，但是各方都一致认为，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高校应该注重通识教育，提供人文训练，培养人文素质。通识教育与人文学紧密相连，人文学是通识教育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介绍通识教育，或是博雅教育，或是素质教育时，确实离不开对人文学科的内涵作一澄清。 何谓人文学？中国大陆的学术界通常把学术领域分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人文学则属社会科学之列。这种分类与别的国家很不一样。（注：这种说法近年来引起学者的异议，有人提议应该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改名。显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的范围远远超出美国所谓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范畴。以哈佛大学为例，社会科学仅仅包括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而历史学、文学、语言学和哲学等等属于人文学(the humanities)之列。）在美国，学科通常分为自然科学(sciences)、人文学(humanities)和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三部分。人文学为humanities，顾名思义，是有关人的学科。美国在1965年成立了一个称为国家人文基金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n the Humanities)的机构，旨在对人文学进行重点考察和研究。显而易见，美国学术界的这种分类认为科学并不涵盖人文学，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德国的情况，这种学科的分类更会引起一些歧义和混淆。根据德国的传统，德语中的“科学(Wissenschaft)”包括所有的学科。 不管对人文学的内涵作怎样的理解，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人文学具有独特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人文学是一门对人的自我了解、自我认、自我定义最贴切、最直接的一种学问。当然从广义上理解，所有的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人对自我所作的了解和研究，但是不管是在方法取径、课题范围或知识特性方面，人文学（包括文化学、人类学、人格心理学、政治文化学等人文因素突出的社会科学）确有独特的思维模式、研究对象和诠释方法，具有难以量化的共性。（注：哈佛大学现任的校长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是一位经济学家。他曾经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后来在克林顿总统执政(1993-2001)时任财政部部长。最近，他所谓的所有不能量化的学科都无法判定学科成就高低的提法在学校引起很大争议，因为学者普遍认为虽然传统的文史哲学科不能量化，但却具有很深的学科价值。）文学的真情实感、历史的集体记忆、哲学的睿智和宗教学的终极关怀都是紧扣人的存在、人的生存条件和意义等方面展开的学术领域。任何一个民族、文化或地域的历史所积淀的文化、知识和经验使我们能更为明智地了解自己的过去和眼前的处境。如果一个人、民族和国家对自己的历史不了解，不重视，那么就会对自己的文化认同、自身处境的理解产生偏差。这也就是史家所谓的学史使人明智的道理所在。 从实际操作和发挥作用的角度而言，人文学具有一种细水长流的特征。自然科学界，如物理学和数学界有20多岁就取得巨大成就的杰出人才，但是人文学者出成果的时间就比较晚。20岁就能展露头角，硕果累累的人文学家就非常罕见。人文学界的研究成果的取得，除了对文本作深入和独到的研究之外，还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和丰富的人生经历。根据日本人文学者的经验，人文学界的很多重要的成果是学者在退休后才取得的。 中国传统所谓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确实道出了培养人才的艰辛和漫长，同时也说明了除了长期的努力之外，教书育人还需要传统，即一种文化传承的熏陶。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如此，人文科学更是缺之不可。我们并不希望用大量的资金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发人文学，而恰恰相反，我们可以利用相对少的资金，通过长期的积累来发展人文学。如果有20至50万的资金在两年内完成一个项目，还不如每年用五至七万资金在五年内完成。就以我们所在的哈佛燕京学社为例。自1928年成立以来，哈佛燕京学社主要形成两方面的目标和意向：一方面是发展美国的有关东亚地区的人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的人文学；另外一方面是协助中国发展人文学，开拓研究领域。燕京学社最早的出版物就是有关中国古典著作研究的索引，旨在建立扎实的人文学的基本功。（注：《哈佛燕京学社引得》(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inological Index Series)是由洪业先生主编，由燕京图书馆出版的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的最基本的文献参考书。）其出发点在于：人文学的培养和发展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需要在文史哲学科的基本功方面做长期的扎实的磨炼才能取得。20世纪60年代初，杜维明教授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来哈佛大学留学。当时他的指导教授对他说，这一来可不是三、五年的计划，而是一个学者终生事业的开始。可见，对人文学科来讲，至少一定要有十年甚至更长的计划，长远之计有利于学术积累和传统承接。一个学社、研究所一定得有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时间，其制定的策略和计划才见成效。 目前全世界由于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普遍存在人文学被边缘化(marginalization)的现象。（注：有关这一方面的详细论述，可以参考Julia A.Kushingian and Penny Parsekian编辑的《新世纪的国际研究：迎接全球化的挑战》(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Next Millennium: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West,Connecticut & London:Praeger,1998)。其中的开篇文章是杜维明教授写的，题为《积累思想资源，理解变动的世界》(Mustering the Conceptual Resources to Grasp a World in Flux)。）这一现象在文化中国存在，（注：“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是杜维明教授近年来致力于的四大研究项目之一，区域上主要是指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海外华人聚居区甚至国外的置身于中国学的学者。见"Cultural China:The Peripheral as the Center"in The Living Tree: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1-34。）在美国也是如此。在市场经济和权威政治的夹击下，人文学发展的空间非常狭窄：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文学者，特别是有意于人文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和致力于前沿创新的学术精英，颇有“艰苦”的迫切感。人文学被边缘化的现象来自人文学独具的特征：人文学能直接产生实用价值的领域太少，其中似乎只有政治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具有相对而言较为突出的实际价值，而其他的领域，如文学、艺术、音乐、哲学和历史等领域一般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科事实上为现代社会创造不可缺的无穷的文化资源。如果大学不能承担创造文化资源、递接文化传承的社会职责，那么整个国家的发展将来就会出现很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