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03)08-0013-07 一、引言 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15%，按照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的理论，我国高等教育已步入大众化阶段。因此，对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与审视，显得十分必要。因为这种研究在理论上不仅有助于构建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模式，而且在实践中也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高等教育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同社会系统中的政策取向、经济、文化和人口等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我们宏观教育研究的对象。在各个系统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影响权重上，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以往我国的多数研究偏向于从经济的角度用量化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其中也有从宏观上全面地分析各个系统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影响的，如“综合决定论”[1]。但很少有把政策取向作为一个单独变量来进行系统的分析的。2002年，米红、刘海峰从一个特殊的视角，通过对1937-1945年和1949-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指标值的研究，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受政治（政策取向）的影响和制约远大于受战争的影响[2]，而在本文中，我们试图把高等教育系统作为考察的中心，单独地分析政策取向系统与高等教育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结合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分析建国以来政策取向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层分析高等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发生的巨变，反过来找寻其对政策取向的影响，从而较为完整地探讨政策取向与高等教育之间的互动机制，并对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几点政策性建议。 二、政策取向与高等教育的基本关系及研究思路的构架 政策取向与教育的基本关系是教育政治学的研究范畴。一般来说，教育的变化与发展受政策取向的制约，但教育同时又对政策取向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高等教育由于其重要性等级在现代社会日益递增，政策取向对高等教育的关注也日趋强烈。高等教育的变化与发展强烈地受政策取向的制约，但高等教育又具有自身相对的独立性，它的变化与发展也能给政策取向带来显著影响。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政策取向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而且在一定社会上层建筑系统中，政策取向集中反映了上层建筑的性质。从社会发展史来看，生产力（经济基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起着直接的制约作用，其中政策取向的制约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另一方面，从高等教育本身的构成要素来看，有的属于上层建筑，有的则不属于。高等教育中属于上层建筑（如高等教育的领导权与受教育权、高等教育的目的、制度、方针和政策等等）的方面直接受政策取向的制约，为政策取向服务。而高等教育中不属于上层建筑（如语言文字、体育技巧、生产劳动和自然科学内容等等）的方面，也因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受政策取向系统的制约而部分地间接地服从于特定的政策取向需要。在现代社会，由于高等教育本身具备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的三大功能，使得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由边缘趋向中心，社会对高等教育投以更多关注的目光并赋予更为复杂的期望。政策取向对高等教育的关注也同样与日俱增。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取向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有时比经济更为直接和更为集中，政策取向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受政策取向的制约也不是完全被动的，高等教育对政策取向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种能动作用最集中地表现在高等教育所具有的政策取向功能之中。从高等教育发展史来分析，古代高等教育对其政策取向功能的强调是十分明显的。《学记》中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实质上就反映了古代高等教育对政策取向体系的维护、巩固和强化的作用。伴随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自身由古代非正规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形态向近代高等教育转化，高等教育的功能也趋于多样化。特别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的政策取向功能从表现方式上由显性趋向隐性，实现方式也由直接地通过单一的政策手段转向间接地通过其它功能的发挥来实现。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的政策取向功能经常性地表现为通过促使高等教育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的实现来间接地为政策取向服务。概而言之，高等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政策取向功能主要地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第一，政策取向社会化(Political Tendency Socialization)指社会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具有一定政策取向意识的人，在维护、巩固一定的政策取向制度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二，政策取向录用(Political Tendency Recruitment)指社会通过高等教育培养一批专门的政策取向人才，直接为政策制度服务，促进社会政策的稳定与发展。 宏观上分析了政策取向与高等教育的基本关系之后，我们需要再进一步分析政策取向与高等教育各自的微观构成。政策取向的构成包括静态的政策取向体制和动态的政策取向管理过程。静态的政策取向体制由政策取向机构和政策取向制度共同维系，而动态的管理过程包括政策取向决策、政策取向执行、政策取向监督和政策取向反馈四个基本环节。从高等教育的定义上看，“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3]。高等教育的构成可以从横向层面按内容维度分为高等教育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等各个组成部分，也可按教学维度分为高等教育课程、教学和管理三个部分。从纵向层面来看，高等教育可按学历层次分为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三个层次。所以，政策取向与高等教育的互动关系，是一种多变量对多变量的相互关系，任何尝试从一方的某一变量来解释另一方整体的影响都有片面化的危险。而在另一方面，由于两列变量自身的多元性，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是十分复杂的，要逐一分清其间的对应关系也似乎不太现实。在实践中，我们发现这样一种事实，即有些变量主要地受制于某一特定或一组变量，也就是说某一特定或一组变量可以明显地影响其它某些变量的变化。因此，在下面的研究中，我们尝试分析政策取向中对整个高等教育起主导性作用的主要变量，即研究政策取向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机制。同样，在第四部分，我们则反过来分析高等教育构成中对整个政策取向具有显著影响的主要变量，亦即研究高等教育对政策取向的影响机制。 三、政策取向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机制分析 如上所述，政策取向中有许多变量都可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影响。在分析比较之后，我们选定了两个变量作为分析的对象：一个是静态的政策取向机制，另一个是动态的政策取向决策。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变量，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从理论上说，政策取向体制的性质直接决定高等教育体制的性质，高等教育体制的结构和规范基本上与政策取向体制的结构和规范具有同质性。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发展与否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直接结果，而高等教育政策又是国家政策取向决策的一部分，因此，把政策取向决策作为我们考察的一个变量也同样具有必要性。 其次，从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要求来看，宏观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同时，近年来社会科学的研究“从重‘是什么’的理论思辨向重‘怎么做’的可应用性发展的转变趋势”[4]，使得教育政策的研究受到特别的青睐。所以，尝试从政策研究的角度分析政策取向决策对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