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03)03-0012-05 一、从一个古老的命题说起 柏拉图在其著作《美诺》篇中，记叙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与其门徒美诺讨论“美德即知识”的问题，兹摘录如下： 苏格拉底：我们不是说美德是一种善吗？——这是一个不能搁在一边的假设。美诺：当然。苏格拉底：现在，有任何一种的善是和知识有区别的，美德就可能是那种的善；但如果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那么我们认为美德即知识就是对的？美诺：对的。……苏格拉底：……一切别的事务都系于灵魂。而灵魂本身的东西，如果它们要成为善，就都系于智慧；所以推论下来智慧就是使人有益的东西，而美德，我们说，也是有益的？美诺：当然。苏格拉底：这样我们就达到了结论：美德整个或部分地是智慧。[1] 苏格拉底还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智慧即德行”，也就是“知识即美德”。他的另一位门徒色诺芬这样记载道： 智慧就是最大的善……正义和其他一切德行都是智慧，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行为都是美而好的；凡认识这些事的人决不会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识这些事的人也决不可能把它们付诸实践。……正义的事和其他一切道德的行为，就都是智慧。[2] 实际上，这两种不同角度的说法可以归结为一个命题，即前述的“美德即知识”。 苏格拉底用“谈话法”论证了这一命题：要证明美德即知识，只须证明知识（或智慧）贯穿在一切美德之中；反之，一切美德都离不开知识，就说明了知识与美德具有共同的性质。在他看来，教人道德就是教人知识，教人辨别是非善恶、正确地行事，道德就是知识；反之亦然。当然，这一命题很早就受到了质疑。例如，亚里士多德批评道，美德不能没有知识，但美德并不等于知识。 在知识的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的今天，再把美德等同于知识，这种立论已经缺乏足够的根据和认同。在当代学者中，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伽德纳(Howard Gardner)力倡“多元智能说”。他倡导的智能系统中包括了社会认知，但他对智力中是否存在道德维度的态度依然是谨慎、矛盾的，并反对“道德智慧”(moral intelligence)的提法。[3]虽则如此，“美德即知识”这一命题在教育史和教育实践上具有积极的意义，人们据此把发展道德意识、道德判断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并强调道德教育的价值和意义。[4]这是因为，既然正确的行为基于正确的认识，对人进行道德教育就是可能的。[5] 时至今日，在学校教育中或者更具体地到大学教育中，道德是否还是作为一种知识？面对大学越来越成为“知识工厂”(knowledge mill)的趋势，我们不禁要反思这一古老命题的合法性和它的当下境遇。 在高等教育日益走向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今天，新一代知识阶层一般在大学完成自己的正规学校教育而走向社会。知识阶层来自民众，但他们不同于一般民众之处在于，他们有责任引领社会的发展方向，自觉维护、弘扬普遍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大学是知识阶层最集中的机构之一，它不仅是知识阶层的聚集地还是产生新一代知识阶层的摇篮，大学的本质要求它自身不能只是作为职业训练场所而存在，还应该在培养具有较高道德水平的人方面发挥自己的责无旁贷的责任。这样，大学应该把知识传授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在院校活动中努力培养学生的道德人格。“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哲人康德道明了道德的普遍性。作为“社会良心”的大学，在培养学生的道德人格方面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然而，大学道德教育的实际状况又是什么样子呢？这是我们最关心的。 二、知性取向下道德教育的失位 “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语）。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崛起，奠定了知识尤其是科技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坚实地位，并不断地塑造着大学的办学目标。在现代社会，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已经演变成为市场培养劳动力，为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生产知识。后工业理论家认为，在知识编码日益重要的后工业社会，大学凭借其知识服务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知识经济论者认为，大学是“信息经济的发电机”或“知识经济的火车头”；倡导教育商业化的人士则认为，大学是社会的职业训练机构，它向“顾客”（学生）售卖产品（教育服务），以获取相应的回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简言之，大学教育的主流是技艺教育，工具主义的大学教育观已经成为当今的主流高等教育哲学。如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Parsons)所言，在“理性的”文化传统下，大学教育是“知性取向”的，大学是一个知性复合体(cognitive complex)。[6] 环顾当今世界各国大学，知性取向的确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例如，在有着深厚人文传统的英国，一些教师认为，大学不是道德培训机构，甚至也不是专力于启发智慧的地方，而只是单纯讲授知识的地方。对大学教育洞察犀利的原剑桥大学校长阿什比(Eric Ashby)勋爵指出：在英国，典型的19世纪教育家（指纽曼）认为，大学不仅应教授精确的知识，还应进行道德教育[7]；如今，大学内的一些人却认为，他们所要教的就是绝对精确的知识，这些教师所要力行的惟一准则，就是使学术团体保持为学习与探究的场所，至于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甚至较多地涉及为人的态度、伦理道德等问题，他们采取的方针是不闻不问。[8]由是观之，道德教育在英国大学中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地位。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又何尝不是如此？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在考察当今华人地区大学教育和西方大学教育后发现，中西方大学“似乎把公民教育与道德（价值）教育基本都交给了中学与小学”。[9]究其原因，在于大学大多数活动的共同内容是知识操作，知识材料尤其是高深的知识材料处于高等系统的目的和实质的核心，研究和教学成为了知识操作的主要技术。[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