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综合性大学是国家基础科学最重要的诞生地之一。除自然科学外，国家基础科学也应包括艺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因为后三者对国家同样具有基础的意义。现代综合性大学，不仅在思想上假设自然科学、艺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与沟通，而且应有制度层面的实验。然而，由于历史逻辑的误会，中国现有的“综合性大学”是从一个个专业学院演化而来的，单科的做法已逐步消失，单科的思维却遗留至今，阻碍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综合性大学的诞生。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标榜自己是综合性大学。过去是单科性质的高等学校，甚至是非常有特色的专科学院，也向“综合性”大学看齐。综合性大学仿佛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成，有的专科学院建“综合性大学”的速度赶上了建教学楼的速度。细心观之，有其名无其实。利益驱动下的学术虚假是比学术腐败更可怕的事情。因为真假问题是知识和学术的命脉所在。善恶涉及学者人格和学术制度的性质，而真假关涉的则是知识和学术本身。学术腐败为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所摒弃，学术虚假则茫茫然趋之若鹜。 一、“综合性”的历史与逻辑 如果我们从大学的本义出发，即研究、传授高深学问的地方（固定的或流动的，固定的如稷下学宫，流动的如孔子私学），如果我们不用近现代乃至中世纪的大学形式来菲薄古代的大学，古代大学正像古代学问一样是综合的，正是“学问的综合”逻辑地衍生出“大学的综合”。到了亚里斯多德那里，有了分科的意识。学问分作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形而下学直译为物理学，泛指研究自然的学问；形而上学直译为物理学之后，泛指研究人类的学问。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无疑都是综合的学问，况且它们还有一样的词源。 古代的学问和大学因缺少分门别类的研究而显得局限。但古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综合”思想却值得后人认真对待。综合性意味着“连贯”、“融通”、“打通界限”、“和谐”。学问是有着内在的关联的。小道理千差万别，大道理一致，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尽管老子和孔子有重大分歧，老子察自然之道，孔子察道德和伦理之道，但都确证：做人的道理与治国的道理有着内在的关联。在这个道理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抑或“治大国若烹小鲜”、“上善若水”。 无论古希腊雅典“七义”（文法、修辞、逻辑、音乐、算术、几何、天文），还是中国先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都是为了修养的目的。修养即身体、心理及身心的平衡，即合乎中道，“过犹不及”（孔子语），“勇敢是鲁莽和怯懦的中道”（亚里斯多德语）。音乐不是为了演技精湛，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为了节奏和旋律本身，为了身心的和谐。只不过儒家的音乐教育多了一层伦理教化的目的。如果为了和谐的目的，音乐、体育、天文的教养目的就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和谐本身。从修辞看中国古代文本有“善喻”的特点，但这是现代人的“理解”。与其说“喻”是修辞，不如说“喻”是古人的生活方式和学问方式。《道德经》通篇都是自然之道，又无一不是人生之道。“上善若水”的文本形式源远流长为“一切景语皆情语”。 浸透古希腊综合理想的雅典“七义”课程，作为成熟的中世纪大学专业教育的基础，是大学第一阶段要完成的使命。以后雅典“七义”课程逐步充实为本科生学院，“由于每个学院自身不可能拥有足够的教师承担每一学科的教学，各学院在某些学科领域开展合作。在现代语言和科学方面，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将教学和研究的任务留给大学或大学研究所，以及有可能担任学院院士的演示人员。这样，分设的、自主的和独立的各院所不可思议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当这一切合在一起时，它已超出了学院模式的意义。”（注：［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徐辉、陈晓菲译：《现代大学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页。）古典学院延伸着雅典自由教育的理想。纽曼阐释了古典大学自由教育的学科综合理想：“一门科学被视为整体的一部分时所产生的意义，与一门孤立的科学在没有其它科学的保障（如果可以称其为保障的话）情况下所产生的意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注：［英］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一个知识分支的主旨和意思，会随传授给学生的与之相配的其他知识的不同而不同。如果学生读书只囿于一门学科，那么这种劳动会助长片面追求某种知识的倾向，这样做会限制学生心智的发展，这一点我在此姑且不谈。如这门学科与其他学科结合在一起，那么这门学科对学生产生的影响便依其他学科而定。”（注：［英］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自由知识立足于自己的要求，不受后果支配，不期望补充，不受目的的影响，也不会被任何技艺所同化，最普通的追求具有这种特征，只要这些追求（本身）是充分而完整的。而最崇高的追求也会失去这种特征，只要这样的追求是为了获取追求之外的某种东西。”（注：［英］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如果说古典学院、大学更侧重在“教养”意义和目的上实践学科知识的综合，那么19世纪诞生的柏林大学则在“基于研究的教养”和“以研究为导向的教养”意义和目的上实践学科知识的综合。新柏林大学将古典的学院制教学与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结合起来，融合在大学的讲堂、研讨班以及实验室里，从而拓展了自由教育的含义：“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以新柏林大学为象征的“德国式大学”实现了教学、研究的伟大平衡。“要达到两者之间理想的平衡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但令人惊奇的是，杰出的研究者往往是公认的富有责任感而善于启发学生的教师……。他们将一批热心学习的学生吸引在自己的周围；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其弟子带着新思想，接二连三地成了古老讲座的教授；他们在各自的学科就广泛的问题作一般性演讲时，使广大的听众深受启发。科学家的演讲往往吸引了文科的学生，人文学者的演讲则往往吸引了学习科学或哲学的学生。”（注：［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徐辉、陈晓菲译：《现代大学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