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3)04-0025-05 通过连续几年的扩张，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接近15%。以国外测度高等教育发展的指标衡量，我国已经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但与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状况相比，我国15%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依然较低。因此，很多人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在数量和规模上扩张的空间还相当大。有人甚至认为，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还应当加快规模扩张的步伐，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求。但是另一方面，逐年加大的毕业生就业数量也给就业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相当一部分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偏低，很多学生毕业后长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种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高预期与现实中就业不畅的矛盾，使高等教育的发展处于一种尴尬境地。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症结何在？中国高等教育在数量、结构和布局上应如何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本文拟借鉴国外有关教育过度问题的研究结论，对上述问题从经济学角度作些分析。 一、高校毕业生就业与教育过度问题 近年来，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在媒体和社会舆论中受到广泛重视，很多学校的学生就业率逐年下滑，学生在就业市场上遇到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由于毕业生就业市场上存在的压力，高等学校的一次就业率被很多人看成是办学水平的标志，很多学校也把自己的高就业率当作扩大知名度，吸引优秀学生的一个重要亮点。在这种形势下，不少人对国家近几年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大幅度增加高校的招生数量的做法提出了疑问。 然而，我们目前遇到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是一个与社会总体发展看起来十分矛盾的问题。与一些较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有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和在校学生人数，以及社会总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数，是偏低的。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每10万人口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只有3611人，即受过大专以上教育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6%左右。而美国这一比例为60%，日本、韩国为30%，印度也达到16%。中国每百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仅仅相当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30%。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逐渐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仍然人才稀缺。 实际上，这个看起来十分矛盾的现象是与我们特殊的国情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庞大的总人口基数和高比例的农业人口数量，不平衡的区域经济发展，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的工业化进程，以及特殊的产业结构特征。这些特点构成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制约因素。 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第二，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是产业结构状况；第三，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其中第一和第三个是高等教育自身的问题，第二个是高等教育如何与社会发展实现数量和规模上的匹配问题。当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在总体受教育程度上超越了社会产业发展的需求，或者是在某些行业出现超越岗位需求的教育状况，就会产生西方国家所谓的教育过度问题。那么，我国现阶段究竟是否存在教育过度问题呢？从国外对教育过度问题的研究结论中，我们会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教育过度问题越来越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就高等教育而言，所谓“教育过度”，一般是指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供给过度增加，导致越来越多的高学历劳动力从事低学历者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国外对于教育过度的经济学解释有多种。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过度只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暂时现象，认为教育的投资收益会影响个体对教育的投资。当存在教育过度时，劳动力的工资将下降并导致教育投资回报下降，这将抑制教育投资，促使劳动力供给中的接受教育状况与社会需要自动达到均衡。[1]同时该理论还认为，教育过度是由于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并不满足完全竞争的假定造成的，很多因素如体制障碍、交易费用、信息的不完全等，都可以使完成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在进入就业市场上选择就业岗位时遇到困难。根据这一理论，教育过度问题是一个短期的问题。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机制会自动调节教育水准与岗位需要的平衡；另一方面，社会可以通过自身调节消除体制障碍，减少交易费用和完善信息反馈机制，以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提高人才流动的自由度。同时，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个体，也会在今后更多的机会中，继续寻求工作岗位，以实现与其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工作期望。 很显然，这个理论是有缺陷的，它只看到了教育过度的相对性，却忽视了教育过度问题的绝对性。事实上，教育过度问题并不像人力资本理论所分析的那样简单。首先，由于教育自身的超前性，价格或者工资率因素并不能迅速调整人们对于教育的投资，而市场因素给予高等教育投资的影响往往要延迟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显现出来。其次，教育过度问题有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双方的高预期心理，由于这种心理的促使，人们在接受高等教育时往往追求高层次，以期望择业过程中的优势地位。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很多人对以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人力资本理论给予教育过度的分析提出批评，并提出了新的解释。[2]在这些理论中，最有影响的是所谓的史潘斯筛选假设、罗斯的工作竞争模型以及其他人从生产技术的变化角度作出的解释。归纳起来，这些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劳动力需求一方对其供应方的基本情况并不十分了解，而教育是一个人基本信息的综合表征，高学历成为个体选择职业的优势，因此，如果工作的要求不变，个体这种心理就促进了教育水平的相对上升。第二，在寻求工作岗位的人群中，其教育程度不同，工作岗位对人的技能要求、工作经验要求也不同。需求方如果选择接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其后投资于工作培训的成本就小，这也会促使劳动力供给方提高投资高等教育的积极性。第三，在技术发展迅速，科技因素在生产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的今天，新技术的不断引进是企业确保利润增长的基本手段。技术的变化，促使企业在两个方面对劳动力资源作出调整，一种是加强对成员的培训，这需要投入较大的培训成本；另一个选择是解雇原有的雇员，重新招聘，这将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成本负担，企业面临两难选择。但是，在教育过度的情况下，受过更高教育的员工会更快地适应新的工作要求。这个因素，决定了公司或者企业更倾向于聘用超出其工作要求的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以节省成本。因此，教育过度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