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03)08-0054-06 在当今世界的各种权威大学排行中，西方世界的牛津、剑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名校总是雄踞榜首，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这些世界一流大学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的代言人和继承者，有着超越时空、超越民族的普遍性，它以其独有的理念和特性深深地诱导和主宰着世界大学的走向。但是，这种普遍性并不代表世界一流大学就是价值中立的文化机构，当其在遍洒普世雨露的同时，难免会糅合着某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而以“绝对正义”者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在向世界一流大学趋同和靠近的过程中，必须保持个性和特色，否则，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过程，很容易在全球化趋同背景下演化成西方化的过程。 一、世界一流大学的普世精神：渊源及其本质 普世精神和普世主义原本是基督教的宗教用语，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普世主义以世界精神、趋同论、全球主义等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在各种学术话语中。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普世精神，也即一流大学所拥有的世界主义精神，即知识是不可分割的，具有同质性；追寻某种超越民族、国界、意识形态的全球伦理；全人类都应该遵守某些基本的价值规范和道德准则等。 世界一流大学的这种世界主义精神是长期历史文化传统积淀下来的结果，在举世公认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巴黎、牛津、剑桥、柏林等历史悠久的大学总是名列前茅，而仿照古老的英式学院建立起来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效仿西方模式的东京大学等近现代大学，也得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作为遗传和环境的产物，这些世界一流大学在不断地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但是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它们总是恪守着古老而又常新的世界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成为他们千百年来追求真理、探索新知、教化人类的不竭动力。“大学是社会学术文化的要枢，而一间真正配称大学的学府，则莫不把自己置身于世界大学的群星中，它的大门也必向四海之内的姊妹大学的学人善意地敞开……而一种世界性的民胞物与的情怀也会生根发芽。”[1]古老的大学经年不衰，其奥秘就在于它们对永恒信念的坚守，而新兴学府如斯坦福、伯克利、麻省等，也没有放弃对世界精神的追求和参与，概而言之，世界一流大学必有民胞物与的人文情怀，必有跨越国界的学术性格，必有醉心理性的无限忠诚。 从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西方文化是其兴盛和发展的肥沃土壤，而西方文化中弥足珍贵的传统正如贺麟先生所说的那样，一方面是希腊的哲学、科学、艺术等，另一方面就是希伯莱的宗教。“西洋文化中的一切特点，在基督教中均应有尽有，故欲了解西洋文化，如果只从外去了解其用，而不进入其堂奥去了解其体，或只片段地灌输西洋的科学、民主、或工业化，而忽略了基督教，恐怕是不可能的。”[2]从这种角度上讲，我们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如果不去寻求其深层次的文化原因，恐怕永远难得其旨。不管是古希腊哲学，还是基督教伦理，它们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世界主义的。在古希腊，哲学家们积极探索普遍的善和知识，并为了把各自关于知识和善的思想传授给人们而奔走于各城邦之间，可以说，正是古希腊哲学家们最早地倡导了学术无国界、普遍伦理的世界主义精神，并最早地为推动教育的国际化和普遍化而努力；和任何宗教一样，基督教哲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普渡众生，往生天国，它本身就是普世主义的。实际上，在大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大学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基督教的影响和控制。德国学者鲍尔生认为，巴黎大学是西方世界第一所伟大的大学，成为当时新神学的哲学活动中心，而德国的大学继承了巴黎的传统。他认为“大学是面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学校，不受国家或地理界线的限制”，在这样的大学里，“教育概念是基督教作用的”，“生活管理是修道院方式的”，“基督教《圣经》不仅是知识的原始来源，也是最后权威”[3]。今天的世界一流大学虽然已经逐渐世俗化了，但是神学院的地位依然无人能够撼动，校园的红砖白瓦依然残留着古老的气息，教堂那悠悠的钟声依然在讲述着久远的故事，这一切昭示着世界一流大学那难以割舍的宗教情节及其恒久的济世渡人之心。这种深层次文化心理，使得那些有着古老历史渊源的世界一流大学从一开始就觉得自己应该以天下为己任，把文化、知识、伦理播向四方。 在长期的历史演进和大浪淘沙般的激烈角逐中，古老的大学聚敛了不同大学的性格，形成了某些举世公认的精神气质和运作模式，这些东西逐渐成为规训大学建设有形或无形的力量。美国学者克拉克·克尔认为，“现在我们明显地正在大学世界走向部分趋同，也许再一次到学习的普遍主义途中——普遍大学的世界”[4]。这个过程是“一个变得有些相似的过程，但这是一个自始至终走向完全相同的过程”[4]。在这种趋同过程中，世界一流大学无疑发挥着无与伦比的引领作用。发展中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仅在规模结构、专业设置、运作模式、资源配置等有形的物质层面上向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积极摹仿，而且在无形的办学理念、指导思想、管理原则等精神层面也积极向西方趋同和靠近，甚至世界一流大学的评估标准也以西方标准为准绳。用克拉克·克尔的话来说，“它们不仅被卷入，而且希望被卷入”。在这种积极诱导和自主迎合的趋同过程中，世界一流大学主宰着大学的发展方向，它们往往把自己的价值理念当成“绝对正义”和“永恒真理”而作普世化的推广，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苏格拉底悖论”：一方面，由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傲慢和偏执并且总是带上某种价值取向，普世化很容易激起民族主义的抵制，给大众留下文化霸权的不良印象；另一方面，在一个学习越来越国际化的社会，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精神气质、运作模式等，依然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对人类文化，特别是大学文化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导向作用并具有普遍意义。 查里斯·泰勒认为：“普遍意义不同于人们的共同看法，因为它们可以以高度分裂的状态存在，当一种‘普遍意义’在某一社会的不同群体中有不同理解时，便发生了分裂，但是，它仍然具有‘普遍意义’，因为有共同的衡量标准，即共同的目标、愿望及庆典活动。”[5]因此，借用R·曼德森的话来说，世界一流大学的普世理念“不是承袭一套固定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也不是静态舆论，而是生动的对话和交锋”。不管是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普遍发展，还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都需要调整自己的目标取向、价值理念和话语体系，通过对话和交锋，寻求世界范围内的和谐。 二、世界一流大学普世理念的几对悖论 世界一流大学的普世主义精神为人们揭示了一个世界大同的美好前景，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陷入了诸多困境和两难。 悖论一：全球的与民族的 尽管世界一流大学有着推行全球伦理、永恒知识的良好愿望，但是这种愿望更多的时候不过是一种美好的乞求和难以实现的乌托邦梦想。事实上，从中世纪开始，古老的大学就面临确认身份的难题，是国际的还是民族的？或者兼具双重身份。克拉克·克尔认为：“铁的事实是，大学首先是国家的机构。”而且，“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人类统治方式中的支配力量。”更甚的是“大学按他们促进普遍知识的承诺的性质而论，本质上是国际性的机构，但是他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一个对它们抱有企图的民族国家的世界”。克拉克·克尔形象地把这种两难比喻成“神秘的学术天堂”与“现实的人间地狱”之间的鲜明对比[4]。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文化机构，大学起着保存、传播、创造知识，同时利用这些知识服务并教化人类的作用，这就要求它们超越时空、民族、意识形态的局限，追求某种永恒的信念。“大学之为大学，就在于其拥有一种学术没有疆界的世界精神。”[1]但是，民族国家的目的性以及民族主义的排外性，阻碍着大学去实现自身的理想，它必须兼顾民族国家的目的，世界一流大学因而成为遗传和环境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