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3)02-0015-05 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改革成为许多国家经常面对的主题（对于现代高等教育一词中“现代”的时间界定，学术界有多种认识，本文权且将讨论的范围限定在20世纪下半叶）。50余年中，世界范围内发生过三次较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改革浪潮。第一次是二战结束之后的40年代末、50年代初，一些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促使高等教育体制、内容等方面的全面改革；第二次是60年代高等教育人口激增与现有高等教育制度的矛盾以及60年代末波及范围广泛的学生运动的兴起，引起人们对高等教育制度的反思，从而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改革；第三次是20世纪末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适应经济、教育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许多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高等教育改革。本文试从改革的起因、过程、内容等方面对现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特征作一些初步的分析、探讨。 改革的起因：社会（制度）变革是主导因素 从欧洲中世纪大学出现之后的世界高等教育历史发展来看，影响高等教育改革的因素依据性质与来源可以大致归纳为社会的、科学的、文化的、教育的四大类。所谓社会的，主要指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体制）变革以及经济发展等；科学的，主要指科学技术进步及由此引起的学术革命、学科发展等；文化的，主要指社会文化变迁、外来文化影响，以及大学思想、大学观念的变革等；教育的，主要指作为高等教育基础的初、中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和教育系统内部的结构变化等。虽然这四类因素通常是交织、混合在一起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的，但就某一时期、某一国家的一次具体的高等教育改革而言，往往是一种因素起着主导作用。从20世纪下半叶现代高等教育的改革来看，在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中起主导影响作用的是社会因素。 例如，二战结束之后，一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变革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直接、主要原因。其中，中国与日本的高等教育改革较为典型。众所周知，50年代初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的背景下发生的。1949年后，我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教育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要建设新中国的教育，就必须彻底否定旧教育的性质与基本精神，彻底改变旧教育的制度、内容与方法。此外，随社会政治制度改变而来的经济体制的变化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原因之一。例如，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曾昭伦在谈到专业设置的改革时指出：“中国的经济，即将走上计划化。计划化的经济，必须有计划性的教育与之相配合，使建设所需干部，在质与量上得到及时供应，方能及时完成。教育要有计划性，唯一的办法，是吸取苏联经验，彻底改革不合理的旧制度，建立新的制度；而在此种改革当中，确定‘专业’的设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1] 同样，40年代末日本大学改革的主要背景也是社会制度的变革，尽管日本社会制度的变革与中国相比，在性质上、内容上、程度上都有很大的差异。二战结束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如何清除军国主义影响，变战前的军国主义国家体制为战后的民主主义国家体制，这是战后日本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这种社会制度的转变就构成了当时日本教育改革（包括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影响因素。1945年9月15日，文部省发表的战后第一份关于教育改革的政策文件——《建设新日本的教育方针》，在谈到战后日本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方向时指出，必须“为废除基于服务战争需要的教育政策，实施以培养建设文化国家、道义国家之基础为目标的文教政策而努力”[2]。 为什么在现代社会引起大规模高等教育改革的直接、主导起因主要是社会因素（在现代以前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科学因素、文化因素曾经是一些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原因）？这与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地位、作用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近代以前，大学曾经是远离社会、专于古典的“象牙之塔”，社会既没有对大学的改革提出什么迫切的需求，大学也没有对社会发展作出什么重要的贡献，因此，即使像英国工业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等这样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也没有引发什么具有重要影响意义的高等教育改革。在现代，情况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现代大学“已成为经济发展和国家生存绝对不可缺少的事物”[3]，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因此任何重大的社会变化（变革）都必然要求高等教育作出相应的改变，以回应社会的需求。 我们在分析以社会因素作为主要起因的现代高等教育改革时，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改革往往以“突变”的方式进行。所谓改革的“突变”方式主要指改革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突然性，或者说改革的产生不是高等教育内部逻辑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于某种外部的力量；同时这种“突变”方式的改革进程是比较迅速的。上面提到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40年代末、50年代初日本的高等教育改革，以及二战后70年代初法国的高等教育改革等，都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高等教育制度、大学内部组织等的重大调整与转变。以“突变”方式所进行的改革虽然具有迅速、时效等特点，但是由于改革的突然性、外部力量作用等原因，容易产生一些遗留问题乃至失误。例如，日本有学者在分析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日本高等教育改革时，就指出了那场改革所留下的若干“负遗产”，并认为消除这些“负遗产”是90年代以来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