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举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公务员考试，它是联系教育与仕途的纽带，其目的是选拔从政人才。高考是高校新生的入学考试制度，它是联系高中与大学的纽带，考试的目的是获取高校入学资格。但绵延了1300年的科举，与高考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一，两者都是竞争性的选拔考试，采用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公平竞争方式；其二，两者都是国家考试，由国家举办；其三，两种考试都有严格的考试程序，如考试所实行的编号、闭卷、弥封、监考、回避、入闱、复查等等；其四，科举与高考的作用与影响方面都有两面性，似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在上述意义上，“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从科举看高考与教育教学的关系，也就是从科举考试与教育教学的关系中得到规律性启示。 一般说来，处理科举制和学校教育的关系，作为一个明智的统治者，一般都采取重学校、轻科举制，或者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并重的方针。前者大都出现在开国初，以兴教育培养统治人才、灌输统治思想最终化民成俗。后者大都出现于封建王朝蓬勃发展国家兴旺发达的时期，目的是提高官吏素质、扩大封建统治的基础。在漫长的科举历史中，即使是科举与学校并列，“两者却不处于并列和同等的地位，科举成为凌驾于学校之上的一种考试制度，学校教育是受科举考试所制约的”。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科举考试的目的支配了教育教学的目的 科举考试的唯一目的，就是笼络天下英才，选拔统治阶级需要的各级官员。这给了科举时代的士子尤其是乡贡一条出路，即“学而优则仕”。但除此之外，一般士子没有其它可实现垂直流动的出路，这使得教育教学的目的，与科举考试目的一致，即“储才以应科目”。这样，科举取士的标准就成为学校培养人才的标准，科举时代的教育也就成为“科举教育”。科举所取之士需要的是能熟读儒家经典、恪守圣贤说教、效忠封建政治的官员，学校教育也就尽量朝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向努力。结果是科举考试目的支配着教育教学目的，教育教学目的依附于科举考试目的。 2.科举考什么决定了学校教什么、士子学什么 (1)从考试内容与教学内容的联系看：唐朝科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史、道等，内容涉及方略策、诗赋、经学、法学、书法、数学、史学、道学等。其中进士与明经两科最受重视、影响最大。以明经科为例，其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含大经、中经、小经三类，《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通二经者，须通一大经、一小经或二中经。通三经者，须大中小各一经。通五经者，大经须全通，其它各经任选。《论语》和《孝经》为共同必考内容。与此相同的是，唐代国子监下属的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的教育内容也是上述9经，《孝经》、《论语》是公共必修课。总之，《五经正义》不仅被当作当时的官定教材，而且是科举考试的重要依据和标准答案。以进士科来说，其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帖经、试杂文以及时务策，到后来尤其注重诗赋，学校教育也因此重视写诗作赋能力的培养。其它各科的考试内容与教育内容也基本一致。 经过宋朝的改革，至元以后，常科考试除武举外，只有一个进士科，内容局限儒家经典。基本的发展脉络是：范仲淹发起的“庆历兴政”，在教育和人才选拔方面的措施之一就是改革科举，考试的重点因现实的需要而集中于治国安邦的对策和儒家经典上面。王安石对于科举考试的改革，使科举与经义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考试内容专门以经义取士。《三经正义》曾经是官定的统一教材，也是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和标准答案；辽金元时期，科举考试内容范围大大地扩展了，不是局限于《四书》《五经》，而是扩大到经、史，甚至百家之言。元统一中国后，考试以《四书》为主要内容和范围，以程朱理学为考试标准答案；明清时期，考试内容流于空疏，明永乐年间颁布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为命题范围和标准答案，不可以逾越。清代，四书文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准，《易》以程颐传、朱熹本义为准，《书》以蔡沈传为准，《诗》以朱熹集注为准，《春秋》一段时间以赵安国传为准，《礼记》以陈浩集传为准等。可见，教育教学目的的转化、依附，决定实际的教学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一致。 (2)从考试测试的素质与教育培养的素质的联系看：隋唐科举以来，文科基本上是笔试，武科基本上是考操作。笔试的题型主要有五种：(1)帖经，就是将经典上的文字用纸贴掉几个，叫应考的人填出来，这类似于现在的填空题。(2)墨义，就是考概念的解释，类似于今天的简答题。墨义在唐代有时改为“口义”，即以口头回答考题的大义。(3)策，类似于今天的问答题。(4)论，即论述文。(5)诗赋。 北宋中叶以后，进士主要考经学，另外在封建时代，记忆先圣经典，思不出其位，可以述不能作，正是统治者的愿望与意志。所以可以认为，以选士为目的、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主要考查了举子们的记忆、理解能力。学校教育也主要是培养、考查士子的记忆、理解能力。这二者是一致的。无疑，科举考什么决定了学校教什么、士子学什么。 3.中举者的素质总体上反映了考生平日实际水平 科举能否选拔出真才？废科举以后较流行的观点是，科举难以选拔人才，相反倒是埋没了不少人才，极端的看法认为科举只能选拔庸才，中国历史上的状元也不例外。 当前较一致的意见认为，科举在遗漏某些人才的同时，是可以选拔出素质较高的从政人才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考试成绩是与考生平日实际水平基本相符的。随举一例如李白、曹雪芹这样的文学大家和李时珍等科学家，就是被遗漏的真才。至于科举选拔出的真才，则可以随意举出许多，如柳宗元、欧阳修、范仲淹、苏试、朱熹、程颢等，即为中过进士的文学大家。即使明清八股取士多让人诟病，但也不能否认科技名著《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农政全书》的作者徐光启、《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等，就是进士出身。要是说到中进士的政治家就更不在少数，如晚清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家曾国藩、李鸿章，就是进士出身，民国时期的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熊希龄、国民政府主席谭延、大法官沈钧儒等都是从清代进士中走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