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正经历着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正从单纯的数量增加向系统的结构优化和协调发展转变。建设一流大学是实施“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大学参与全球高等教育竞争的必然选择。因此，进一步加深理解办好一流大学的理念，明确建设一流大学的理想与目标，对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水平，加快高等教育国际化步伐，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一流大学应成为追求真理，探索学术的堡垒 学术研究是高等学校的永恒传统，是大学之“大”的重要标志。“大学是学者和学生追求真理的社区”[1]。探索真理，研究学问，才能产生智慧的思想。虽然从纽曼到洪堡所坚守的大学“边缘说”理想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是，正是这种自由和自治才使得高等学府成为人们心灵向往的神圣学术殿堂。所以，坚持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仍然是当今大学理想的精髓。“大学不是温度计，对社会每一流行的风尚都作出反应。大学基于一定的价值体系，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合适的批判性的抵制，有助于避免愚蠢的近乎灾难的莽撞。”[2]培养智慧的力量离不开宁静、自由氛围的烘托，离不开对功利世俗的挣脱与解放，更离不开民主独立的支撑。 理性精神是探索真理，研究学术的核心。缺乏理性的人才不可能发现真善美的永恒价值。教育的目的在于开启人的心灵，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就要注重理智好奇，求知好向，寻根究底，探索规律，塑造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养成不轻信，不盲从、不唯书，不唯上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学术自由是探索真理，研究学问的保障。“囊括大典，网罗百家”，“思想自由，兼容并蓄”，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依然是当今学术思想的一面旗帜。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在承认学校自治的同时，必须维护大学其任何高等教育机构作为自由探究的地方。正是这些原则使得高等教育机构在许多方面有别于其他各级教育机构，有别于研究组织。这种情况不应被解释或看成是生搬硬套其它模式和原则的做法，而应被看做是高等教育在传播知识和为某个社区和整个社会服务中取得进步的总前提。……近代史有力地证明了必须捏卫学术自由的原则，因为它是高等教育机构存在和正常发挥功能的先决条件。”[13](p.154) 二、一流大学应成为传播知识，打造高素质人才的摇篮 被举为“现代教育之父”的德国教育家洪堡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把教育与研究作为一种连续发展的统一体。教育与学术互为依赖，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两者的结合是大学活动内在规律的要求。我国著名教育家梅贻琦校长曾说过：“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4](p.352)教学与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关注人的成长，促进人的发展，达到智慧、理性、人格、尊严的完美结合。 21世纪的中国一流大学必须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己任，真正造就有灵魂、有头脑、有专长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生存，成为民族的脊梁。教育始于理解，而终于分享，大学教育更应倡导价值引导和自主建构，关注学生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尊重学生的自由意志和独立品格，体现教育意志和教育追求，共享有对教育的体验和灵魂的感召。 高等教育的知识传播正处于从知识的储存、整理与传递为主转变为以知识的获取、传递、选择与创造并重的变革过程中。这就要求大学教育要培养学生的主体精神，建立新型的教与学，学与用的关系，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勤于思考的意识和能动性，以及严谨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构筑理解、沟通、交流、对话的师生关系，激发教师主体教育思想的迸发。“教师的巨大力量在于做出榜样，他们要表现出好奇心和思想开放，并随时准备自己的假定由事实来检验，甚至承认错误。”教师作为教育变革的因素，要从‘独奏者’的角色过渡到‘伴奏者’的角色，从此不再主要是传授知识，而是帮助学生去发现、组织和管理知识，引导他们而非塑造他们。但在那些指引终生的基本价值方面，则始终要有极大的坚定性。”[5](p.138) 面对21世纪知识爆炸和信息化、多样化以及经济强势所产生的功利化的挑战，大学必须触变不惊，理性应对。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尊严、自由和解放。一流大学教育应寻求“通才”与“专人”，“理论”与“实践”的平衡，宽厚的基础知识和扎实的基础研究能力是人才的根基，大量的尖端技术和重大发明并非来源于发明创造的实用目的，而来源于对基础知识和研究探索的追求和激情，体现着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思维创新及求实态度的升华。因此，一流大学教育重视厚积薄发的基础知识和研究，也就重视了“学”和“术”的文化价值、思想价值和精神价值。唯有此，才是一流大学的教育真谛。 三、一流大学应成为引领社会的轴心机构 随着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知识创新的作用日显突出，作为知识存储、传递、管理、加工的高等学校通过培养高级专业人才，主持大型科技开发，参与政府和企业决策，置身于社区建设，其社会功能的触角不断延长。大众化的高教大潮也正促使大学与社会、与国家的联系愈来愈紧密，逐渐成为国家构成的重要成分。 80年代初，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就提出了“大学是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的理念。其核心是“高等教育体制是现代社会结构的‘轴心结构’，高教体制是高新技术的创造者和知识创新者的再生产机构，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6]这意味着大学的功能已不再限定于传播知识和学术研究，而是在此基础上，适应整个社会的需要，全方位地参与并推进社会的发展。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在强调高等院校优先行动中重申了高等学校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任何国家和任何地区要使可持续和不破坏环境的经济、社会发展及通过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文化遗产激发的文化创作达到必要的水平，要提高生活水平及人权、民主、宽容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国内外的融洽与安宁，高等教育是必不可少的。”[3](p.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