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3)01-0049-06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与市场经济改革之关系的探讨由来已久，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关于“教育商品化”的争论，到后来对“教育市场化”的不同解读，进而演进到对“教育产业化”的大讨论，屡屡可以看到学术界在这个关乎教育发展前途和命运的现实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学术关怀。毫无疑问，无论秉持怎样的理论立场，争论各方提出的诸多命题，都对确定中国教育改革方向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有关的决策行为产生了影响。 但另一方面，这些观点又具有较多主观价值判断的色彩，多停留在对教育“应然”状态进行规范伦理判断的层面上，而对许多客观行为和过程缺乏足够的关注。事实上，无论赞同与否，中国高等教育正经历着市场化的洗礼却是一个不争的现实。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换一个研究视角，通过对“教育市场化”（注：“市场化”和“私营化”等概念在中国一度属于比较敏感的字眼，政府使用的类似概念是“社会化”。本文跟从相关研究文献，沿用“市场化”这一称谓。）现象实然层面的分析和讨论，特别是放在全球化和本土化(localization)之辩证关系的架构中，透析其产生和发展的特点。 一、市场化作为全球性教育改革的聚合表征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公共教育改革风起云涌，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领域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改革热潮，甚至出现了“各种教育改革的泛滥”，而这些改革背后的理念又由“管理、竞争、测评和自由化等话语所主导”。 莱文(Levin)在分析加拿大、英国、美国等地的教育改革时发现，充斥在这些国家改革政策中的是以下这些具有共性的话语： (1)用经济的原因解释教育变革的必要性，如为了人力资源的开发等； (2)批评现行教育和培训活动的无能低效； (3)在不增加经费投入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对教育的要求； (4)希望通过改变教育的治理方式促进教育变革； (5)教育的市场化，至少是趋向于开发准市场； (6)强调标准、问责和考评等。[1] 玻尔(Ball)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概括出近年来各国开展教育改革所具有的两个本质性特征，其一是强调教育市场化，其二是强调与市场化关系密切的表现评估(performativity)。[2] 由此可见，经济因素是当前各国推动教育改革的最直接原因，市场机制是各项改革措施的基本取向，而且这种改革趋势会如“传染病”一样在世界范围内恣意传播和扩散，进而形成全球性的改革潮流。 从本质上讲，“市场化”就是国家通过在公共部门引入市场因素，把原本由国家承担的责任转移到“非国有”部门，或者是改变国家参与公共服务的性质。[3]这样，“教育市场化”就可以理解为运用“私有领域”或者“市场”的理念、原则和做法，来运营作为公共事业的教育，以令其提供的服务更适应市场需要。对社会大众来说，公共事业和公营部门的管理走上“市场化”道路，意味着服务质量的提升、效率的改善以及公共经费的更有效运用。 在这种蔓延全球现象市场化的背后，实质上反映出一种管理哲学的改变，即出现了以新自由主义为基本取向的“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根据考克斯(Cox)的解释，“新自由主义正在使政府的职能发生转变，即使之从过去主要用于缓冲国外经济对国内经济所造成的压力，转变为使国内经济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中介”[4]。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和本质发生了改变，它们在对待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事业的管理上采取了新的方式，如： (1)公共服务组织的分权化； (2)灵活选择更好的“成本效益比”办法（如市场的方法），替代由政府直接提供和管制的做法； (3)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生产分开； (4)强化国家核心战略能力，引导国家逐渐能够自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变化及不同的利益需求作出反应； (5)重点从政策制定转向治理，重视提供服务的效率和成本，以及绩效—评估的量化方法和效率标准； (6)从过程转向产出的控制和问责机制。[5] 这种希望通过改善公共服务的生产率、以更少的资金来完成同样任务的新管理哲学及管理途径，实际上是公共部门面对全球化的压力实行自卫的手段。 按照塞尼(Cerny)的说法，为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现代国家必须采取措施提高行政效能，以保证自己成为一个“竞争性国家”。[6]因此，从前那种“大政府，小个人”的统治方式不断受到质疑和批判，并逐渐被“小政府，大个人”所替代。在这种新的管理理念指导下，政府特别强调企业和市场导向，更加关心从私营部门管理中借鉴理论和技术来重塑政府，大力推进政府职能市场化，甚至将一些原本由自己负责的事务也通过外判等方式交由社会去完成，出现了公共服务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趋势。 虽然中国教育行政部门具体推行的改革政策、采取的变革措施以及对课程教学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可能与上述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形不尽相同。但有关研究表明，它们仍然与之存在着“范式上的一致性”[7]。换言之，中国高等教育也经历了市场化的洗礼。在此过程中，政府承担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市场进入和政府淡出的现象也开始在中国的教育领域浮现。[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