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8418(2002)06-0030-04 一、德育功能与德育目标的关系及其意义 德育功能反映了德育“本来能够干些什么”的问题，即德育应该具有的作用和意义；德育目标属于“想要德育干什么”的问题，而德育效果则属于“德育实际干了什么”的问题。“能干什么”、“想干什么”和“实际干了什么”显然是不同的，但三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密切联系。如果说德育效果是德育价值的实然状态，那么德育目标则是应然状态转化为实然状态的中介。德育目标的确定要基于德育本来的功能，即“想干什么”必定基于“能干什么”；而合理的德育目标的确定有利于发挥德育的最佳效果，即“所为”要基于“所想”。因此，三个概念的相关性决定了对德育功能的正确认识亦即确定正确的德育功能观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首先，正确的德育功能观有助于德育目的和目标的确定。对德育功能的认识不当往往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即确定的德育目标高于或低于德育功能所要达到的阈限。如果德育目标高于德育功能所能达到的可能性，即想让德育完成它所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那么这个目标肯定是虚妄的、不现实的、没有指导意义的，相应的德育实践自然夸大其词、力不从心，陷入“假、大、空”的低效状态；相反，如果德育目标的设置低于德育功能的阈限，就无法发挥德育的最大效能，使德育实践流于平庸和琐碎。因此，正确的德育功能观有助于确定合理的德育目的和目标体系。其次，正确的德育功能观对于适当和适度的德育评价和实践也有重要意义。德育有效性的评价必须基于“德育所能够做”的层面上，如果对德育期望过高而让其承受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因此而评价“德育实效太低”，显然是不合理的。再次，只有正确的德育功能观才能使德育工作者的实践立足于其该做且能做的事情上，基于现实，才能卓有成效。 然而，在德育功能观的认识上，长期以来存在诸多误区，对德育目标的建构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误导，对不同时期的德育实践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因此，对当今德育问题的探讨有必要首先对德育功能观作一梳理和反思。 二、对德育功能观的反思 （一）整体功能的夸大化 漫长的古代社会，人们赋予了“道德”以独特的功能，即道德的政治功利主义。古人所追求的伦理道德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内圣外王”，“诚意”、“正心”的目的是“修身”，“修身”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伦理道德修养与治理国家的远大理想息息相关。在此，我们无意否定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上的关联性，但将德育的最高境界与政治上的最高理想融为一体虽有其社会历史必然性但也未免将德育的功能窄化了。“文革”时期，德育单一的政治功能被发挥到极致，学校德育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德育实践也成为简单的政治宣传。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德育进行全面的反思，而反思的结果却又产生了新的“片面性”，德育的功能被扩大化了，人们视野中的德育似乎又变得无所不能，除政治功能外，还有经济功能、文化功能、认知发展功能、民族性格功能、生态功能等等，不一而足。与之相适应，学校德育的概念和内容也被泛化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筐子，智育、体育之外的东西，什么都可以向里装，所以，人们对学校德育期望值普遍过高，以致于当学生出现非智育领域的所有问题时，人们习惯于向德育讨账，习惯于问“德育怎么了”，实际上这是让德育承受了不堪承受之重。在重重压力下，德育的本体价值和本质功能得不到体现和彰显，于是，人们对德育功能认识的无度状态，导致了德育实践的无序泛化和德育工作者的无所适从。事实上，人们要德育做一切事，而德育又做不了一切事，其结果可能是一事无成，所以虚妄的夸大的德育功能观给德育实践带来的危害是很大的。在德育功能观的认识上，我们应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社会性功能的功利导向 德育的社会性功能指的是“德育在何种态度上对社会发挥何种程度的作用”[1]，主要体现为德育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或生态环境等方面所发生的影响。 我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教化，甚至把道德看作是社会结构中的主体因素，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因，也是社会调节的主要控制手段，德育一直是统治者“化民俗齐民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具，所以，在中国，人们较早地关注了德育的社会性功能。而当今我们所理解的德育社会性功能却存在诸多偏颇，并导致了不合理的德育价值取向，突出地表现为德育的功利导向和超现实性，即对其适应性的关注和对其超越性功能的忽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个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革，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不仅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使整个社会组织结构、利益格局、规章制度、意识形态等发生巨大变革，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文化观念、生活态度乃至思维方式无不打上市场经济的烙印。德育面对长期以来脱离实际、不能适应现实需要的诘难，对这种变革作出积极的应答，试图传递和培养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试图在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对社会现实发挥积极作用。这种努力本无可厚非，但对“适应”的要求太多太滥，德育似乎仅仅就是一种附属物了，德育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事功意义被扩大，功利色彩的导向由之产生。但德育对社会发挥的积极作用似乎并未因为这种适应而得到充分的实现，德育又面临着另外一种危机与挑战，那就是：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物质财富的大量涌现，带来的却是主体性的丧失；席卷于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思潮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变为金钱关系、商品关系、相互利用的关系，促使人们关注自身利益，弘扬人的自然本性，追求现世的快乐与感官满足。人们喜欢只做事实的选择而忽视甚至漠视价值的思考，只管能否得到而不问是否应该得到。普遍的信仰危机已成为现代人类的通病，且渗透于个体生活和思想领域。于是，为人所创造的物质反过来却奴役人、支配人，诱使人在对它的疯狂追求中丧失了自我，人的精神家园荒芜了。许多学者用“道德危机”、“道德滑坡”、“信仰危机”等词语描述了这种精神生活的现状。因此，人们渴望有一种力量，“能控制和操纵物质力量，使它不致成为一种‘异化’因素去消融、腐蚀人的性灵，使人能按照自身的尺度，去改变世界，使这个世界真正成为属人的世界”[2]。人们把期待的目光投向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希望德育能给我们这种力量，而今天的德育面对这种使命却显得力不从心，原因究竟何在？主要在于德育过于强调对现实的适应性，却忽略了德育要基于未来的另一种属性，即德育的超越性或终极性。没有超越性的教育很难使人有一种提升自我、超越自我的力量，超现实的教育只会使人成为现实的追随者、反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