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中国横跨海峡的文化民族主义 从19世纪末开始，文化民族主义即在中国兴起。它和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 一道，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欧洲，由德意志所代表的“文化民 族主义”，本是与由法、英所代表的“政治民族主义”有所区别的民族主义类型。后者 以建立民族独立、人民享有公民权利的主权国家为目标，而前者却更侧重于民族精神和 文化传统的探寻和接续，试图通过强调本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来凝聚人心，使全民 族经由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而统一起来。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却是集上述二者于一 身，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几乎同时并兴。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着民族历史和 特定时代、社会环境的深刻原因。 19世纪前后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是一种冲击与反应型的民族主义。宗教改革之后 的德意志一直处于数百成千个“邦国”、“庄园”各自为政的分裂割据状态中；同时又 面对着法国强势的军事、文化入侵的严重危机。一批德意志知识分子因此深感屈辱和痛 心，并由自卑转变成自傲以及对法国文化的抗拒。他们回忆民族光荣的过去，认定德意 志是一个拥有优秀秉赋与创造力的伟大民族，因此强烈反对模仿外国文化，努力探寻和 培植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和民族精神，希望以此使德意志民族能克服分裂，实现统一。在 暂时缺乏政治、经济统一条件的情况下，首先从文化上确立民族的共同认同，不失为走 向最终统一的一种积极方式。这种“文化民族主义”遂成为德意志统一漫长道路中的第 一块里程碑。(注：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世界历史》1994 年第6期。)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显然也与西风东渐以及中国近代以来所受西方列强的欺侮 紧密相连。特别是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之后中国面临被瓜分的现实危机，是中国民族主 义产生的直接动因。其中最具现实影响力的自然是政治民族主义，它将建立新型、独立 的民族国家作为其中心任务；而文化民族主义，则具有经久不衰的深远影响力。有学者 以西方的政治入侵伴随着文化侵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担负反外来帝国主义和反国内封 建主义的双重任务、以及中国固有的悠久文化自豪感等，解释政治和文化两种民族主义 在近代中国同时并兴的原因。(注：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研 究》1995年第5期。)其实，这时的中国与19世纪初德国的情况有点相似。在内困外患， 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困难重重、屡遭挫折的现实环境下，倡扬“文化民族主义”以 为政治斗争的辅助，甚至由此尝试通往目标的另一条路径，是很自然的。 值得注意的，“文化民族主义”不仅在中国大陆兴起，在刚遭受乙未割台之厄的台湾 ，也同样有许多的表现。这是因为，台湾的被殖民遭遇，乃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历史 进程中的一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当时有着共同的屈辱和悲愤，也有着共同的民族 救亡的诉求和目标，因此台湾和大陆的“文化民族主义”，不仅有着相同或相近的主题 和表现形态，甚至连话语形式也极为相似，有的还显示了直接影响的明显痕迹。如果说 岛内的政治民族主义由20年连绵不绝的武装抗日斗争以及20年代后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等所体现，文化民族主义则具体体现于包括诗文创作在内的大量的文学、文化活动中， 并显现出与中国大陆的文化民族主义脉络相通的紧密关系。如果说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 的话，就在于日本直接的殖民统治及其同化政策使台湾汉人对本民族文化的存亡断续产 生更强烈的危机感，以及“土地不保之后，文化的维系、我族的认同成为新的目标”( 注：陈昭瑛：《台湾与传统文化》，台湾书店1999年7月版，第38页。)，在武装斗争屡 遭镇压后，民族文化成为“延斯文于一线”的寄望所在而显现的特殊重要性。 二、人种优劣问题上的民族主义 论者曾指出，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以有关中国的人种、中国的地理环境、中国 的语言文字等三方面的论述“最具精神”。(注：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 》，《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关于中国的人种问题，由于近代中国在外来侵略中步步败退，西方人将西方的强盛和 中国的败落，归结于西方白色人种的优良和中国黄色人种的低劣。按此逻辑，中国的落 后衰败是天然注定，无法更改的“原罪”，一切自强的努力都属徒劳，因人种并无法轻 易改变。针对人种“白优黄劣”论，中国的仁人志士力斥其谬。如邓实指出，中西民族 同为地球之智种，没有理由将中国文化的一时衰弊归结为“其脑角之高低、心包络之通 塞有以致之”(《鸡鸣风雨楼民书·民智》)。章太炎则采用进化论观点，指出人类乃进 化的产物，虽因东西隔绝而有黄白之异，但欧西与华夏，无非“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氓” ；“民之初生，东海、西海侗愚相若也”(《信史下》)；天演日进，民智日开，故就各 国文明而言，人种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其“血轮大小，独巨于禽兽，头颅角度，独高于 生番野人，此文明之国种族所同也”(《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注：转引自 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这就是说，无 论白种黄种，本无优劣之分，目前的先进和落后之别，另有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如中 国长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是中国目前落后的罪魁祸首。只有在脱却“人种”上的 不可救赎的“原罪”后，才有可能接受进化论思想，而形成“自强保种”的自觉。他们 认识到：在生物进化和生存斗争中，唯有具备适应能力的个体才能生存，不适者将被淘 汰，只有革新图强，种族方可不坠，国家方可永存。中国人绝非人种低劣，但也不能不 思上进，否则将在生存竞争法则前落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