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是指与物质技术、组织制度相对应的文化观念； 广义的文化则包括物质技术、组织制度和文化观念这三个层次。本文所论的文化是广义 的文化。有人将它划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其意思与此处分法大致相近。 我在这里讲文化流动，而不讲文化交流或文化传播。文化流动不同于文化交流：文化 交流是双向的，文化流动是单向的；文化交流是无定向的，文化流动是有定向的。文化 流动也不同于文化传播：文化传播意味着人在传播文化，带有主观性色彩；文化流动完 全是客观的，如同行云流水，一切自然为之。汤因比把这里所说的文化流动称之为“文 化的社会辐射”，又“把文化的社会辐射比作光的物理辐射”(注：汤因比：《历史研 究》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8页，第273页。)，也是强调文化流动的自 然性和客观性。 既然文化流动是一个带有自然性质的客观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存在着某种 客观规律。本文拟从历史观的角度，对文化流动的规律性作一考察。 文化流动的第一个规律：高文化向低文化流动 文化是有高低之分的。高文化是人的心智发展相对成熟的表现，低文化是人的心智发 展相对不成熟的表现，由于人的心智成熟程度的不同，因此文化也就表现出高低。在进 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的心性发展程度不仅表现出量的差别而且表现出质的不同。在文明 的初级阶段，人表现出对人性中情感因素的强调，在文明的较高级阶段，人表现出对人 性中理性因素的强调。相应地，文化也就表现为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今天，在西方发 达国家，由于大工业的高度发达，人的理性得到了过分的伸展乃至有必要对它进行限制 ，因此西方国家出现了以重新强调情感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文化，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对 农业文化的回归，而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对人性中情感因素的重视。由此看来，文化的高 低不是人主观划分的，而是由其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性质所决定的。马克思在《共产 党宣言》中说过，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 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说的就是这种文化高低的现象。 文化既然是人性的表现，因此，文化的流动也是人性所使然。人性的一个普遍性特征 就是处于低文化阶段的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高文化阶段中的人看齐，犹如年幼者总要 向年长者看齐、学生总要向老师看齐一样。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以后，它成为欧洲历史中 第一个实现近代化的国家，于是法国人开始学习英国。法国革命成功以后，德国人又开 始学习法国。这种低文化阶段中的人向高文化阶段中的人学习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高 文化向低文化流动的过程。所以我们看到，在法国启蒙运动中，英国的思想家和学说， 从培根到洛克，从自然神论到天赋人权论被广泛地介绍到法国，以致霍尔顿等人认为“ 法国革命思想的动力不是来自法国内部，而是来自英国”(注：罗德·W.霍尔顿、文森 特·F.霍普尔：《欧洲文学的背景》，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50页。)。同时我们也 看到法国启蒙运动以后，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文化的名声大振，法国思想家的 著作纷纷被介绍到德国，法语成了德国和俄国等国宫廷的流行语言。环顾历史，这种高 文化向低文化流动的现象到处存在，大到国家与国家之间，小到一个国家的地区与地区 之间，特别是城市和农村之间，普遍地存在着这种现象。人们对这种现象用一句十分朴 素的语言加以归纳，即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意味着处于低文化中的 人向处于高文化中的人看齐；水往低处流，意味着高文化向低文化流动。可见，高文化 向低文化流动有着人性的根据。 高文化向低文化流动虽然以人性为依据，但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的意志在 文化流动的这一规律性面前，如同人在任何一个自然规律面前一样，顺之者昌，逆之者 亡。这倒不是说在文化流动中人的活动一点不起作用，但人的作用只能加速或延缓其流 动的进程，而不可能阻止其流动或改变其流向，就像人们可以通过人工的方法加速或延 缓大河中水的流程而不可能阻止其流动或改变其流向一样。因此，高文化向低文化流动 的现象，常常被人们称之为历史潮流，这是很有道理的。“潮流”本来是自然界的现象 ，“历史潮流”意味着社会历史领域的这一现象带有自然规律的性质。自然规律当然是 无可阻挡的。 文化流动的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特别表现在不以军事占领和政治统治 而改变。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蛮族入侵文明民族、低文明民族入侵高文明民族的情 况，但结果都是入侵的民族被入侵民族的文明所同化。例如，诺曼人强行进入了西欧， 但他们成了西欧文明的俘虏；莫卧儿人统治过印度，却被印度文明所同化；蒙古人和满 族人入主过中原，最终接受了中原的农耕生活方式。对这种十分普遍的历史现象，马克 思曾作过十分深刻的揭示：“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 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 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军事占领和政治统治之所以改变不了文化的流向，是因为 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带有较大的人为的因素，常常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在带有自然性 质的客观规律面前，人的意志总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尽管征服者手中握有强大的军事 力量和政治权力，也不能用他们的较低的文化去影响已经获得较高文化的人们。 高文化必向低文化流动，它的逆命题就是低文化不能向高文化流动。这个逆命题是否 能够成立呢?印度人之所以只能同化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而不能 同化英国人，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低于英国的文化。诺曼人之所以不能同化西欧人，蒙 古人和满族人之所以不能同化中原人，也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或者低于西欧的或者低于中 原的文化。在历史上能够说明低文化不能向高文化流动的最典型的例子要算法国和英国 之间的关系了。当年，当法语成为欧洲国家宫廷流行语言的时候，惟一抵御这股“法语 热”的欧洲国家就是英国。英国曾以极大的努力，维持着自己的基础，英国宪法在法国 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仍然保持了自己的地位。为什么英国能够巍然自若、处变不惊呢? “难道是英格兰民族在文化方面变得迟钝而不能领略这些普遍的原则吗?”黑格尔向人 们提出了这个重大的历史哲学问题，同时也以他深刻的思考回答了这个问题。黑格尔说 ，在“把‘自由’问题当做反省和公开讨论的题目”这件事上，任何国家都赶不上英国 。或者说，“英格兰宪法完全是一个‘自由宪法’——(法国)那些原则已经全部实现在 那里边，所以不能再引起什么反对或什么趣味。”(注：黑格尔：《历史哲学》，[北京 ]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00页。)简单地说，法国文化之所不能影响英国，原因就在于 法国文化低于英国文化，而文化又不能逆向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