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研究在中国作为一个学术热潮发展起来，是近十来年的事情。它之所以在90年代 得以蓬勃兴起，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和中国自身的学术需要是最重要的原因。 1964年建立的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成为挑战传统文学研究的 重要力量。威廉姆斯、霍加特等人阐明了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文化研究的对象不仅包 括传统的、学术的和想像性的作品——文学、艺术、文化思想等，应该还包括被其他文 化定义所排斥的领域：日常生活方式、生产机制、家庭结构、社会机构等。伯明翰学派 的一个重要研究动向是探索通俗的、下层阶级的文化，用这种边缘化、亚文化的表述， 来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 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也以大众文化为研究对象，但是和英国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更多 是以大众文化为目标进行批判。在霍克海姆、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中，认为 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化、标准化、单面性、控制性等特征，压制了人的创造能力与想像力 。他们结合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揭示当代社会的异化本质和反人性的特点。 后来文化研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得到了长足发展，以詹姆逊、赛义德、米勒等人为代 表，他们把研究视野对准了种族、性别、阶级、大众传媒等，使文化研究走向了一种跨 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模式。另外，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使中国文化研究 从语言的层面切入，探讨文学和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和习俗；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史学理 论，使中国文化研究者得以剖析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中，权力的主导作用和话语的中介 作用。西方文化研究的这些理论流派，为中国学界提供新的学术视野，展示了新的学术 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研究的面貌。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进入90年代，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 代，商业气息、经济意识充斥着各个领域。此时的知识分子，已失去了以前在社会中的 重要地位，面对此种形势，知识分子一方面不愿沦为社会的看客，他们要参与社会的发 展，要重新夺回其失去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面对着国内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贪 污腐败、下岗失业等，他们的社会参与热情被激活。于是他们更多地关注文学、艺术以 外的领域。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自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迅 速发展，文化市场和文化工业突然‘崛起’，大众文化有如一片燎原大火蔓延全国，使 中国的文化景观在短短几年内一下子改观，批评界和理论界对此应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而文化研究对回应这些问题有一定的优越性。”(注：《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 》，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所以，文化研究就被知识分子看成了展示自己政治、 经济参与热情的重要方式。 随着90年代中国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大众文化得以迅速兴起。通俗小说、通俗 歌曲铺天盖地，电影、电视蓬勃发展；网络文化逐渐崛起等等，让人们扩大了自己的欣 赏视野，传统的精英文化受到猛烈冲击，人们把目光更多地盯向非精英文化。所以文学 研究者们深知已不能停留于学院式、象牙塔式的狭小领地，必须把研究视野扩展为对大 众文化、非精英文化的研究。 二 纵观中国的文化研究，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辨析 对文化研究的定义的界定，一直都未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因为许多人认为文化研究 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是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究其原因，它“是一个最 富于变化，最难以定位的知识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为它划出一个清晰的学科界 限，更没有人能为它提供一种确切的、普遍接受的定义”。(注：罗钢、刘象愚《文化 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1页。)一种观点认为：“文化 研究”与“文化批评”是同一概念，是文学批评的新的方法的不同称谓，两者没有本质 的区别。陶东风认为：“90年代中国批评界一个引人注目的走势或许就是从文学批评到 文化研究(也有人称文化批评)。”(注：陶东风《文化批评向何处去?》，《天津社会科 学》2000年第4期。)李俊在《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一文中也指出：“20世纪末，文化 研究(文化批评)在西方兴盛是不争的事实。”(注：李俊《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 当代文坛》2001年第5期。)另外，张婷婷的《文学的文化批评》、石恢的《从“文学研 究”到“文化研究”》……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论述中，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文化研究与文 化批评作为一个概念来进行论述。罗钢甚至认为：“文化研究主要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 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批评运动。”(注：陶东风《“文学理论和文化研 究”研讨会综述》、《文艺争鸣》，2000年第4期。)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联 系很紧密，但其内涵有本质不同。这种观点以王宁、金元浦等人为代表。王宁认为：文 化批评“主要指涉对文学的文化视角的批评和研究”，(注：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文 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而文化研究的“范围则大大超出 了文学研究的领地，进入到了对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现象的考察研究之境地，甚至以往被 具有鲜明的精英意识的文学研究者所不屑的那些‘亚文化’以及消费文化和大众传播媒 介都被囊括了进来”。(注：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文学评 论》，2000年第3期。)金元浦则认为：“文化研究……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 化唯物主义，等等。”(注：陶东风《“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会综述》、《文艺 争鸣》，2000年第4期。)他把文化批评看成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部分，两个概念显然不具 同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