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03)04-0075-05 魏晋时期，庄园经济日益巩固与发展，门阀制度逐渐形成并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这 一特有的历史条件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魏晋名士。魏晋名士有一种不同流俗 甚至也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既展现独具魅力的个人风采，也折射出社会的 政治、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的本质特征，深深影响着当时人们的心理与 行为，从而构成这一时代所特有的文化现象，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这就是向为后 世称道的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魏晋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 风流。从正始才俊何晏、王弼，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一直到江 左领袖王导、谢安，魏晋名士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成为中国 历史上一直为文人士大夫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和无限追崇的典范。 一、玄风独振与学术更进 魏晋风度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文化现象，容括极其丰厚的内涵。但一提起魏晋风度，人 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魏晋名士口谈玄言、辩才无碍的风采。玄谈，也称清谈，伏流于东 汉太学的清议。东汉中叶，政治败坏，社会动乱，太学生们高言放论，评议时政，臧否 人物，其后渐成一种风气。不过，魏晋玄谈和东汉清议有所不同。魏晋时期，王朝更替 ，皇室内讧，朝臣争权，充满了虚伪、猜忌、凶杀等卑恶行径。曹操在创建政权过程中 ，消灭异己，打击世族豪强，孔融、杨修等名士相继被杀，清议即被迫转向玄虚。魏晋 政权交替之时，曹氏和司马氏两大集团殊死角斗，何晏、夏侯玄、嵇康等名士接连被害 ，此后上层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和权力争夺更是层出不穷，杀戮不断。处于如此险恶的 政治环境，许多人更不愿涉足政治，也不敢评议时政。司马昭就称阮籍“至慎”，“言 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注：本文引例与引文未注明者，均出自《世说新语》，版 本依参考文献[1]，恕不一一出注。)[1](P11)既不直接触及政治，又要缓释精神的惊惧 ，探寻心灵的圣地，讨论人生的价值，驰骋个人的才智，玄谈作为一种理想的方式，便 成为名士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魏晋名士大多是玄谈高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若不 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2](P309) 玄谈的内容集中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声无哀乐、才性四本、名教与自然等论题，而 以玄学为其根本；东晋以后，名士与名僧相交游，佛学与玄学相渗透，佛经的《小品》 、《三乘》、《即色论》等也成为玄谈的内容。玄学是魏晋时期新兴的一股文化思潮， 从两汉儒学到魏晋玄学是思想上的一次重要变革。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由儒家的 政治伦理学说杂糅阴阳五行学说而成的宇宙观，成为两汉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而与之 相配的则是对儒家经典进行种种解释的经学。随着东汉王朝的分崩离析，原来巍然可观 的理论大厦轰然坍塌，以正名定分为主要内容的名教，此时遇到强烈挑战。对一向被视 作“名教之本”的“君臣父子”，阮籍提出“非君论”，鲍敬言倡言“无君论”，孔子 后裔孔融甚至说出如此惊世骇俗的话来：“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 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3](P2278)经学也因烦琐迂 阔而遭人厌弃。名教废弛，经学式微，玄学便应运而生。 魏晋玄学的基本思想导源于先秦道家，以《老子》、《庄子》、《周易》三部典籍为 其文本依据，合称“三玄”。玄学的开创者为正始年间的何晏与王弼。其时曹魏与司马 氏两大政治集团之斗争日趋尖锐，士大夫知识分子为避杀身之祸，思想上倾向老庄。何 晏著《道德论》，王弼作《周易注》、《老子注》等，崇尚老庄“贵无”思想，认为“ 无”为万物之本，作为具体事物的“有”皆生于“无”，既以此作为士人安身立命的精 神支柱，又试图弥合士人与社会的冲突，消弭士族间的矛盾，而以无为而治来稳定政治 局面。西晋时，郭象在向秀的工作基础上完成《庄子注》，提出“独化”理论，修正何 晏、王弼观点，认为“有”是自然存在，并不生于“无”，“有”“自足其性”，现存 的一切合乎天道自然。因此，在社会政治领域，自然就是名教，名教也即自然，人与社 会、人与自然是相合而非相待关系，人应当适性称情，任其自然。向秀、郭象完成了玄 学理论建构，同时也消解了名教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在魏晋特定的社会条件下 ，其观点得到了广泛的体认。从何王到向郭，玄学由产生而大畅，所谓“有晋中兴，玄 风独振”。[4](P1778) 魏晋玄学活动的基本形式便是玄谈。名士们相聚而谈，剖玄析微，开辟了一个思辨的 时代。他们一般采用辩难和讲座两种形式。辩难通常在两人之间进行，也可以一人对数 人辩难，还可以数人互相辩难，甚至有一人自为客主，自己问难自己辩答的。例如，孙 盛和殷浩辩难，互不相让，双方苦苦交锋仍然不分高下，紧张激烈到连饭都顾不上吃的 程度。王弼在辩难中挫败何晏之后，意犹未足，于是“自为客主数番”，而所谈义理“ 皆一坐所不及”。双方辩难通常要分出高低胜负，因而气氛极其热烈。如果采用讲座的 形式，一人单独树义讲论，听者不与讲者辩论，气氛便和缓得多。殷浩为谢尚谈玄，谢 尚感到“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这样的气氛显然较为平和。名士 们就在这种或深入激烈或从容自由的学术氛围之中，抽绎义理，逞才示情，玄谈成了魏 晋名士的一种生存选择。 如何评价魏晋名士的玄谈，向存歧见。如果从现实意义来看，由于它含有摈弃世务、 逃避社会的意味，于现实确无补益，在当时就受到一些人的批评。王羲之说谢安“虚谈 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可谓切中要害。王仲祖、刘真长与支道林一道看望 何充，何充埋首公文，未予理睬。他们要何充“摆拨常务，应对玄言”，何充却回答： “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说的也确是事实。不过，我们在认识玄谈消极一面的同 时，也应当看到它的另外一面。就中国哲学的发展而言，魏晋玄谈，崇尚老庄，大畅玄 佛，探求理想人格，实是继汉末突破“独尊儒术”的禁锢后对哲学思想体系的新的探索 ，即由汉代包罗万象的宇宙论转向思辨深邃的本体论；而谈玄盛行，气氛热烈，正显示 了这种探讨的普遍性和学术的自由发展。至于魏晋名士谈玄析理时，运用抽象的哲理并 超越多样化的现世实物而直接诉诸本体的思维特点，又使得它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对 此，冯友兰先生说：“玄学的辨名析理完全是抽象思维，从这一方面说，魏晋玄学是对 两汉哲学的一种革命。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从两汉到魏晋，觉得耳目一新，这是因为 玄学的精神面貌和两汉哲学比较起来，完全是新的”，“在中国哲学史中，魏晋玄学是 中华民族抽象思维的空前的发展。”[5](P400)宗白华先生认为，魏晋时期“是中国周 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6](P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