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在当今全球范围内已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并对全球化进程的诸多方面产 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产业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而城市竞争力早已被众多有识之士所密切关注。实际上，文化产业与城市竞争力这两 个热点的相继兴起，隐含了两者之间密切而深刻的内在联系，也反映了全球化发展进程 的新动向。 一、能级提升：文化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双向推动 自从城市出现以后，人类文明一直是与城市发展相依相随的。雅典作为城市的发祥地 ，反映了公元前500—前400年间的文明观，佛罗伦萨、伦敦、维也纳、巴黎和柏林提供 了艺术和科学的繁盛。第一个工业城市曼彻斯特是1760—1830年间工业文明的熔炉，在 随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工业文明进程中的许许多多革新发生在诸如哥拉斯哥、伦敦、柏 林、底特律、旧金山、伯克利和东京等城市。正是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进步，促使文 化产业相伴而生，其中洛杉矶(以电影业闻名)和孟菲斯等城市尤为突出，它们促进了20 世纪人文艺术和工业技术的联姻。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T.W.Adorno) 和霍克海默(M.Horkhéimer)对文化产业几乎抱着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文化产业 意味着技术型的大众文化转而要取代个体型的文化，大众被倒置的大规模生产所压垮。 (注：Adorno,T.W,Horkhéimer.M:Dialektik der Aufkl rung,1947.)但与之同时代的 本雅明(W.Benjamin)却看到了艺术和技术的进步为民主和解放提供了机会，艺术品的复 制可以把艺术从宗教仪式的古老传统中解放出来。(注：Benjamin,W.,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 zzierbarkeit,1936.)两者的严重分歧引 发了战后对大众文化的争论。不过，此后文化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像法兰克福学派 所预料的那种所谓的“资本主义系统结构性崩溃”，相反，正是在产业化进程中，大众 文化及其消费市场应运而生，文化突破了社会阶层的局限，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逐步拉 近了距离。实际上，如果说工业化导致了城市化大量的人群集聚，那么文化产业则为满 足人们的文化需求提供了必要的途径。 文化产业至少在20世纪上半叶已崭露头角。在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发达国家的城市 逐步从工业型功能向服务型功能的转变，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文化产业也同步取 得长足的进展。但文化产业更进一步的跃迁却是来自于城市信息化的推动。正如安蒂· 卡斯维奥(Antti Kasvio)在《传媒和文化产业》一文中所说，现代信息社会的发展过程 从科技创新开始，其“重心从信息收集与科技的传送，逐渐转向这些科技所传播的内容 。在这一阶段，最大的增长期望是从信息技术产业转向传媒和文化产业”(注：Antti kasvio,Media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y.http://www.info.uta.fi/winsoc/engl/ lect/MEDIA.htm-55K.)。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之迅猛已勿需赘言，即使在发展中国家 ，文化商品贸易的增长也已成为其贸易的重要特征，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从 1980年到1997年，其贸易量增长了10倍。 与此同时，文化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两种密切相关的新趋势：一是产业整合的趋势，文 化产业在产业内部及其他产业之间的结盟或重组如火如荼。1998年埃克森与移动通讯公 司、MCI与斯普林特公司、旅游人集团与花旗公司(Citicorp)合并，1999年英国沃达丰( Vodafone)与德国曼内斯曼(mannesman)合并，2000年美国在线公司与时代华纳公司合并 ，这五大合并案成为这一趋势的代表性事件，而美国在线公司与时代华纳公司合并成为 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大的收购案，其总值高达3500亿美元。二是空间聚合的趋势，文化产 业在特定的城市空间形成高度的集聚倾向。例如，一些中心城市的信息化与媒体活动融 为一体，突显了信息时代新媒体的作用和地位。像纽约就拥有4家日报社、2000多家周 刊和月刊杂志、80多家新闻有线服务机构、4家国内电视网络和至少25家大型广播公司 以及数百家如《时代》、《新闻周刊》等国家级杂志的总部，正是其城市信息化的结构 特征导致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及其产业的空间集聚。 相应地，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促使了现代城市经济社会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文 化产业以其巨大的文化附加值及其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正在使整个城市增值，并以 巨额利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而它所催生的城市新环境，又加快了城市人流、资 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流动速度，从而大大提升了现代城市的集聚和扩散功能。文化产 业成为社会经济政策关注的重要内容，提摩·坎泰尔(Timo Cantell)认为，20世纪80年 代，当文化产业被视为整个社会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时，被阿多诺赋予否定性色彩的文化 产业开始获得了新的、积极的含义。尼克拉斯·盖恩海姆(Nicholas Garnham)在1983年 把文化产业的概念囊入地方经济政策及计划。不仅如此，现代城市生活诸多方面的变化 也悄然发生。在文化的“市场需求”和市场的“文化需求”两者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意 义的交换成为生活消费的重心，布迪厄所讲的“日常生活美学化”渐趋明朗，“体验经 济”、“心理消费”、“梦想社会”等新理念应运而生。澳大利亚研究者约翰·辛克莱 (John Sinclair)则认为文化产业的社会作用在于，文化产业生产商品和服务是一种通 过声音、精神想象、文字和图像给社会生活以形式的工业；文化产业所提供的概念和符 号，使我们得以思考和交流存在于社会模式、社会价值及社会变革之间的种种差异。( 注：Hannele Koivunen,From tacit knowledge to cultural.http://www.lib.hel.fi/ ulKKirja/birstonas/Koivunen.htm-53K.)事实上，文化商品创造的活动或阐释也是不 同文化间的对话，不同的文化取向并存于产品自身内在的价值象征活动之中，在产品内 部，古今交汇，不同的文化传统纵横交错。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如果说城市信息化增 强了城市的经济流量，提升了城市的现代功能，那么，文化产业在自身实现新的跃迁的 同时，既成为城市流量的加速器，城市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在其中构建了意义交换 和流动不可或缺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