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90年代是港台流行音乐的高潮期。1991年，童安格在上海举办个人演唱会，他的歌声素以柔婉、抒情为特长，一台晚会立即征服了上海的发烧友，一群少女痴痴期待她们心中的偶像久久不愿离开晚会早已结束的剧场。歌迷们感到，童安格并没有满足他们崇拜需求，于是，她们在风雨中等待了许久。歌迷们知晓，童安格很快就会飞回台北，或者飞到中国的另一座城市。终于，一队少女拥着鲜花扑向她们心中的星座。据载，某大学的一名女团支部书记在大庭广众之下热吻了这位歌坛金童。另有两名女中学生冒着寒雨静候在童安格下榻的饭店，直至凌晨4时，终于感动了这位歌坛王子。王子迈着疲惫的步履接见了他的臣民，接受了她们的鲜花和亲吻。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盗版现象的猖獗一时，香港和台北的歌坛受到了重创，歌星零落，歌坛萧条，呈现出惊人的颓势。尽管如此，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港台流行音乐水准仍旧比大陆的流行音乐高出若干档次。港台歌星在大陆的号召力，风光依旧，不减当年。2001年9月8号，香港歌星刘德华在武汉举办个人演唱会。主办者独出心裁，出3600元的价钱，可以获得和刘德华手持鲜花拥抱合影的机会。1万元人民币就不仅可以享受合影拥抱等待遇，还同时拥有与刘德华长谈三分钟的权利。如此惊人的促销价位，门票竟然也是一售而空。香港歌星谢霆锋更是利用人们对他的崇拜热情，利用出唱片，拍电影、电视、广告，举办演唱会等机会，5年之内，挣足了两亿港币。 纵观大陆歌坛，崔健和腾格尔兴许是仅有的两位堪与港台一流歌星抗衡的实力派歌手。1991-1992年度，崔健在未完成他为亚运会捐款100万元的梦想之后，带着他特有的看似强烈的叛逆精神，开始了他的中国——世界之旅。在武汉，他把自己强劲的忧伤、痛苦的咏叹留给了热度很高的武汉听众，旋即移师西安，当时，两名武汉的女大学生竟尾随而至古都西安。崔健唱起了《假行僧》“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就请你吻我的嘴。”一曲落地，两位女郎如同朝圣般扑到崔健跟前，亲吻了这位新科歌王。无疑，歌星正在扮演一种压倒一切的社会角色，蛊惑着适龄听众的精神世界。造星手段的花样翻新，追星群落的肆意生长，追星烈度的反复攀高，无疑又为歌星的生存和歌星市场的繁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宗教狂热的崛起与儒教文化的惯力 意大利前总理、著名足球俱乐部AC米兰队老板贝卢斯科尼曾认为：足球运动在现代社会，早已远远超出了运动、比赛、娱乐本身，它已经成为一种能让亿万人销魂夺魄的宗教运动。的确，回顾一下人类社会的演进历史，不难发现，社会史与宗教史，构成了人类进化与发展、进步与繁荣的两极。前者赋予人以物质的结构形式，后者则为人的灵魂发育提供了栖憩之所。不幸的是，社会的进化得力于科学与技术的进步，而宗教的魅力则源于人对自然、心灵、以及整个外部空间的无知。在社会史与宗教史交织的空间，科学与宗教一直充满了程度不同的对立与矛盾。16世纪，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因宣传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却被罗马教皇判处火刑而死。科学的进步并没有使宗教灭绝，相反，宗教作为人的精神麻醉剂(马克思语)，一直担当着修饰人的精神，为人的群体性、社会性生活注入润滑剂的功用。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时代是一个人的自然性不断被剥夺的时代。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人类成了一种精神上不断被损伤、被压榨、被役使的大工业化机器的附属品。这一时期，原始宗教已远远不能适应时代，解释世相百态，更无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20世纪的宗教内涵，变得更加普及化、多样化了。就基督教而言，虽然罗马教皇仍具有在基督教世界的传统号召力，但较诸中世纪，它已变得越来越具点缀或象征意义。与此同时，极具普罗性质的所谓通俗文化当仁不让地填补了由传统宗教影响力下降后的空白，承担着某种程度的宗教职能。1969年8月，40万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美国青年徒步行进到纽约的白湖，只是为了参加反越战游行，同时参加伍得斯托克的摇摆舞节。当美国第一位摇滚歌手鲍勃·迪伦一曲《永远年轻》结束之后，会场灯火骤熄，数十万人纷纷点燃了火柴和打火机，随着迪伦一同唱《像一块滚石》，整个广场成了星星之火的海洋。这种场面，即使是在最狂热的宗教集会中也极少出现。 如果把追星族的出现当作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现象之一的话，那么，反追星族的出现则似乎更为意味深长。1993年底，由影视明星宋丹丹、赵丽蓉、郭克表演的小品《追星族》是一出具有针对性的讽刺喜剧。其中宋丹丹饰追星少女，赵丽蓉饰少女奶奶。作品把清纯的女中学生满口的港台式普通话放到了可笑的位置，又将少女房间悬挂的巨幅四大天王像当作了幼稚与羞耻的象征。从表象上看，小品把追星族和反追星族的冲突当作了一种代沟冲突。年轻一代扮演着一种文化趋势，年老的一代又扮演着另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反追星趋势。揭开这种代沟的内幕，不难发现，它展示给人的是更为清晰、更为深沉的文化冲突。在开放与日趋繁荣环境中长大的新生代中国青年，更倾向于动态的、热烈的、超前的宗教文化精神氛围，而在苦难与动荡中成长起来的老一代中国民众则更依恋于宁静的、稳定的、滞后的世俗化生活方式。很可能出现的事实是，反追星族对追星族的恶感并非来自追星族对流行歌曲本身的迷恋与热爱，反追星族反对的恰是他们对歌星们过于热情的敬仰。这种敬仰并非反追星族们所习惯的内向、腼腆、羞涩、充满古典风格的精神爱情或单相思。对反追星族来说，更为严重的是追星族们早已把诸如温柔敦厚、男女授受不亲等古训忘得干干净净。即使在音乐范畴内，追星族们热衷的已远远不是在宁静典雅的音乐厅静静欣赏一场古老的高雅音乐，他们宁可在喧闹化、情绪化、人性化的氛围中实现参与和行动的愿望。 商品经济固然给人的经济生活带来了人所共知的活力，但商品经济的原则是进化的原则，进化的原则又以竞争为基本动力。然而，竞争毕竟不是一首田园牧歌，更不是永恒的缠绵情话。竞争的负产品是淘汰，它不仅包括着产品淘汰，也包括了对人类自身以及人类精神的淘汰。竞争可以创造经济奇迹，也可以迅速改变人的生存意识，使强者意气风发，使弱者饱尝失落与被弃之苦。心理学的一个浅显的原理告诉我们：青春期的人具有的是一种最敏感、最善变、最具求异与创新的思维。对于婴孩期即处于改革开放的中国的新生代，他们没有见过文革过程中人兽倒置的场景，更无以体验中国几十年局部与整体的被外国侵略的历史。但他们知道美国，熟悉好莱坞，知道“猫王”，了解麦克尔·杰克逊，知道麦当娜，也熟知各种宝贝和各类天王……他们更能以青春的感官预感到未来竞争的压力。确实，他们不懂得儒教的文化，但热望宗教式的狂热。他们深知，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离他们很近，但在内心里则离他们很远。对他们来说，与其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倒不如说是一种过于沉静的文化。那么，当生命冲动从沉静走向沉静的反动之时，欲望很可能要转化为狂热，变作一种生活化、世俗化、宣泄化了的宗教情绪。在这种不是宗教而胜似宗教的世界里，象征着美与未来、摩登与信心、风流与成功的歌星无疑就是追星族心中的教皇。通常而言，追星现象是一种神圣化了的心理行动。崔健与童安格所接受的完全有悖国情的异性之吻，所表现的是一种类似安琪儿与圣母玛利亚的情结，在纯洁中渗透着崇高，在欲念中包含着升华。这里，追星族犹如普遍的人类，歌星成了真正的上帝，刹那间的接触，双方共同达到了一种超凡感应。儒教文化在此一瞬，变作了一种颓然倒地的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