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3)04-0131-04 文化研究正成为当下的一门显学，成为新的学术利润增长点。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一度繁荣昌盛，90年代的边缘失落，正当批评家和作家们为自己的存在日益被忽视而备感孤独失意的时候，文化研究成为一棵颇为及时的救命稻草，批评家们似乎未加思索便紧抱不放，大肆演绎和渲染。各个大学的中文系也迅速成立了各自的文化研究所，在日益疲软的文学研究中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一批著名的文学研究者相继以不同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学术转向，把文学研究抛在了一边。他们相当一致地认为，面对当下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单纯的文学研究已无济于事，每一个有学术责任的学者都必须对社会发言，引导人们去正确地认识社会。于是对文化研究或粗或细的分析文章充斥了当下的书面刊物和各大学术网站，从民工问题、房地产问题、媒体机制问题到羊毛衫、吊带裙、松高鞋无一遗漏，当下社会每出现一个新的社会现象都会在文化研究中得到反映。我们的文化研究者似乎又一次站在社会的风头浪尖上，激扬文字，启蒙的自豪又一次风光再现。 文化研究的热潮当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和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入以及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转变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学术界也经历了一个由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变的过程，特别是在近几年，文化研究盛行于欧美学界，席卷了各个学科，以至于杰姆逊不得不称之为“超级学科”。大学人文学科的传统分类界线被打破，文学系、历史系、人类学系、社会学系、传播学系等等都被卷入文化研究的圈子。结构主义、符号学、传播学、大众文化、精神分析学、“新左派”、女权主义等等都被糅合在一起，制作着文化研究的盛宴，文化研究一时在西方形成蔚为大观之势。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日益加大，西方的学术思想迅速大规模传入中国，吸引了众多的学者。特别是在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化，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当下社会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表象有众多的相似之处，并且社会的巨大转型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大众文化的兴起、中产阶级人群的出现、贫富差距的拉大、全球化的呼吁等等，都可以在西方的以往发展中找到合适的注脚，而西方的学术思想好像同样可以适用于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这让广大的西方理论的引进者看到了摆在面前的广阔的用武之地。传统的文学研究再也不能集中批评者们的视线，对社会问题的参与全面战胜和压垮了感觉、领悟、审美和价值判断的传统学术方法。在这种状况下，文化研究的喷薄而出也许 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笔者丝毫不怀疑文化研究能够给传统的文学研究带来勃勃的生机，也让我们看到广阔的学术视野。然而在大规模的学术转向背后，笔者依然看到了潜在的问题以及转向的虚假性，这是本文所要关注的，笔者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论这个问题。 (一)文化研究的畸形膨胀必然带来对文学研究的忽视和冷漠，从而在文学现代化的道路上人为地带来障碍，限制了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时下的文学成为文学研究的边角料，一些文学批评者只是在文化研究的分析中才偶尔提到某个文本中的现象作为自己研究的 佐证，而真正关注文本的审美、心理、情感、叙事、语言等文学因素的批评几乎很少见到。对社会发言，解决实际问题成了批评家最理直气壮的理由。人们真实的生活、情感和心理再一次被遮蔽，除了一部分可以作为文化研究的表象被反复提及外，文学不仅承受了来自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巨大压迫，文学研究者自己的批评错位对之同样造成了重大的挫伤，一部分作家再也找不到从事文学的内心需求，只是在市场和文化研究的左冲右突中生产一些粗鄙的文字。甚至有些刚刚从事文学写作的作家故意迎合文化研究者的需求，写出符合他们需要的所谓社会现实，以期引起批评家们的注意，让他们从中发现可供文化研究的材料，从而走向市场，赢取自己的功名。文学的真实性以及超越性离我们越来越远，判断文学作品是否优秀的标准开始置换成文本，而不再是语言、叙事、审美等文学的内在因素。当下一些文学作品的显著倾向就是审美和情感的粗鄙化，对表象过度地关注而没有超越的思考。也许在每一天都有大批的小说问世，然而如果去选择其中称得上优秀的作品则是微乎其微。对此，笔者感到十分的痛心。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个人化写作初具规模的时候，我们以为会迎来一个文学自主发展的真正的文学繁荣期，然而发展到现在，笔者的信心却渐渐地失去了借口。在我们对文学现代性的期盼中，我们的行为是否是对现代性的最大解构呢?我们真的不再需要审美的感悟、情感的抚慰和心灵的飞翔吗?也许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并无意看到这样的创作状况，然而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表象关注以及对文学中非文学因素的强调正是对文学发展的一种消解，他们就像两列背道而驰的火车，永远无法交接。吴炫曾著文提到：“文学中的全部文化性内容，如果被看作是对现实的文化内容的验证，便是‘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文学中的文化内容与文学以外的文化内容，其性质和意味均是不同的。‘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常常是从时代的角度、文化特性的角度切入不同的作品，提炼出共同的文化特性，因而常常忽略文学与文化的差异。”[1]而我们当下的文化研究者正是把视线集中到了文学以外的所谓文化内容，所谓真正的文学性的问题则被人为地搁置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