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3)03-0007-03 说起木鱼书，我首先想起的是寺庙里清脆的卜卜声，尽管学术界对这一名称的来历多有争议，我还是怀念这种沉积已久的文化记忆。读大学时听我的民间文学教师说，美国有人把研究木鱼书作为博士论文，我还以为他危言耸听；后来从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中知道，广东流行的木鱼书，在民间有极大的影响力，民间多有不知“红楼”、“西厢”，只知“花笺”、“二荷”者。珠江三角洲还有句俗谚：“想傻，读二荷；想颠，读花笺；想哭，读金叶菊。”可见其影响之大。郑振铎自己“所得的不下三四百本，但还不过是存十一于千百而已，其中负盛名的有《花笺记》、有《二荷花史》”[1](P381)。德国著名作家歌德读后亦为之激动，写下了《中德四季与黄昏合咏》十四首诗，就此传为佳话。我那位老师大概也为此情所动，在广州的地摊里搜罗了一些木鱼书和潮州歌册之类的文献，那是我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之后回到当年就学的母校任教时才知道的。在系资料室的墙角里堆着一包包发黄的旧报纸裹着的发霉的线装书，资料员告诉我：这是你那位老师“下放”资料室时买回来的。打开一看，每本封面上都写着“批判”二字，确实是那位老师的手笔，这也许是为了避免残酷斗争的一种认罪手段，也许是巧妙保存这些资料的一种方法。 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曾出现过一阵木鱼书研究热，先后有美、英、法、俄、日等国汉学家加入了这一行列，出版过许多专著。较有影响的如日本波多野太郎的《道情弹词木鱼书》、《木鱼与南音——中国民间音乐文学研究》，美国艾伯华教授的《广东唱本提要》，英国龙彼德教授的《泽田穗瑞所藏广州唱本简目》，美籍华人梁培炽的《香港大学木鱼书叙录与研究》，以及三位日本学者(稻叶明子、金京文、渡浩司)合编的《广东说唱文学研究——木鱼书目录》。[2]其后还有一些新加坡和香港学者，按图索骥，请求我们代查并复印海外只见目录、没有刻本的原文，无奈保存单位或不让复印孤本，或要收取高额的损耗费，致使对方五万港元的课题费还不足以应付，只好望而却步。联想起我们最近为编印《中山大学经典民俗丛书总汇》，在踏破铁鞋觅不全的情况下，日本传来了佳音，找到我们所缺的一本——《孩子们的歌声》的下落。但在复印时，日方提出，只能复印一半，显然他们已意识到此资料的珍贵，怀疑我们在“盗宝”。我们只好想方设法，在台湾出版的另一个版本中补印了另一半。 最近听到国家有关部门为抢救与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成立了专门机构，一项巨大的工程即将启动，报刊也加大了宣传力度，呼唤各方的文化自觉意识，争取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创建的“世界记忆工程名录”。我于是感慨万千，诉诸同仁。 一是如何增强独特文化的自觉意识，不要见宝不识宝，反视宝为草。去年，我国的昆曲和日本的能乐同时被列为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日本举国欢腾，而我国则反应淡漠，笔者也是在参与宁波“梁祝文化”申报评议时才知道的。类似的遗产我们可以数出一大堆，仅口头文学就有如《格萨尔》、《玛纳斯》、《黑暗传》、《盘古歌》、木鱼书、潮州歌册等等。在广东木鱼书中就有被誉为第八才子书的《花笺记》和第九才子书的《二荷花史》，“花笺”作者故里的乡亲也有感于名曲绝唱，呼吁抢救。[3]潮州籍学者薛汕、马风辛辛苦苦搜集200种歌册，也苦于无力出版。堂堂的中山大学，也把这些宝贝丢在废纸堆里，等待“批判”处理。就连当年自己独家出版的丛书，居然也要到日本、台湾才能配齐，我们的独特文化的自觉意识到哪里去了?作为今日中山大学的一员，我亦深感内疚。 须知，此类遗产是一种无形的、不可重复的文化现象，它来无影，去无踪，随着时代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些遗产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有的已濒临消亡，如巫术、傩戏、古琴乐、神秘游戏、某些宗教仪式等。这些无形的遗产承载着我们民族一代代人的文化记忆，而这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是很容易被忽视和忘却的。海南琼山有种风俗叫“闹军坡”，据说是为了纪念南北朝时期高凉俚族首领冼夫人出兵海南、平定叛乱、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而缘起的，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每届冼夫人出兵的日子(农历二月初六至十二)，民间便有模仿当日出征的“装军”活动，并展示当年冼夫人奖励农耕的五种作物：地瓜、芋头、韭葱(荞)、桑叶和桔叶，当地民众视之为吉祥之物。这些积淀了千百年的民族情感，若不及时唤醒，便会失忆。如今已有不少年轻人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视一些祭祀冼夫人的纪念活动为封建迷信，这和我们把木鱼书、潮州歌册扔进废纸堆一样可悲。幸好前年江泽民同志到高州“三讲”，视察了冼夫人庙，称之为“我辈后人永远学习的楷模”，这一活动才得以正名。 二是要更新抢救的概念。有人以为抢救的提法不妥。社会发展了，文学艺术以及一切民俗事象也和生物界一样，适者生存。恐龙已灭绝多年，人类社会照样发展；被誉为动植物界活化石的鲎和苏铁存留至今，于人类社会亦补益无多，故此不必刻意为之，让它们自然淘汰。新的社会生活不需要旧的民俗，即便是演示以恢复人们的记忆也没有必要。更“因为旧俗很少是真正意义上的旧俗，它是千百年来经历过多次‘新变’后传承下来的，所以民俗是层积的，民俗在吐故纳新中传承，并非陈陈相因。新旧俗的更迭和盛衰消长是非常自然的。抢救所谓民俗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旧民俗，抢救在文化研究中是个非常天真的字眼，感情色彩较浓。”[4]我们认为，民俗文化虽不断更迭，但其精神内核心是相对稳定的，文化的持续发展需要一个民族的“根”，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基因和内在动力，文化创新的高度往往就取决于对传统文化遗产发掘的深度。抢救和保护这些传统文化，不是要复旧，要让这些故旧的东西在现代生活中重演，而是要弘扬一种精神，培养一种基因，打造一个更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环境，推动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事业向纵深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