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7年容闳赴美留学，到1949年民国结束，留美生大约有15000人(注：关于近代中 国的留美人数，较难有很准确的数字，目前有13000人、18000人、20000人几种不同说 法，主要是统计方法有别造成的。有人按每年在美留学人数相加，自然就多了，因为留 美生要留学数年，很容易重复计算；有人按政府每年派遣人数累计，人数就少了，因为 除国家派遣外，还有各部门、地方省市以及自费留美的，不免漏计一些。避免多算和少 算的误差，15000人或18000人的数字相对接近真实。)，是中国近代新知识群体中不可 忽视的中坚力量。由于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缓慢，水平很低，这批留美生归国后不免曲 高和寡，很难学以致用，发挥应有的作用，往往是学工的无厂可造，学农的无计可施， 学矿的无矿可开，学林的无林可植，至于军界、政界等要害部门，只会吸纳很少的留美 生，大部分人不得不投入教育、学术领域，沉浮于新的精神文化的研究和创新之中(注 ：参见清华大学1960年访问竺可桢记录，原件藏清华大学档案馆。)。尤其是在20世纪 最初的30多年中，留美生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主力，为确立我国的大学教育体系以及相 关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建筑、矿产和法学、经济学、社会学、考古学等 现代新型学科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知识界组织了以中国科学社为核心的一系列学会 ，发行专业杂志，举办各种大型的学术讨论会，推进中外学术交流，直接提升了中国学 术文化的现代化水平。留美生之所以会折射出如此可观的文化效应，是和其本身的文化 结构、所创建的学术文化机制和所独具的文化特色密不可分的。本文试图通过这三方面 的解析，给近代留美生以客观的文化定位。 一、文化结构 知识分子的文化结构，不仅是其文化活动的动力和源泉，而且决定着其创造文化的风 貌。而左右文化结构的根本因素，是特定的社会生存环境和赖以选择的文化资源。就生 存环境来讲，近代留美生在出国前大都生长在经济和文化相对先进的东南沿海地区，有 良好的家庭背景。洋务运动时期派出的120名官费留美幼童，广东有84名，占70%，江苏 有21名，占17%，其余则来自福建、山东、安徽。清华从1909年到1929年约派出1200多 名留美生，其中江苏约有300名，广东约200名，浙江则有150多名，福建约100名，加起 来几乎占了80%(注：参见拙著《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 13、93页。)。三四十年代留美生的地域分布，虽然华北、东北、西北的省份占有一些 名额，但东南沿海占绝对优势的格局并没有改变。毫无疑问，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 这些中国现代化起步较早的地区，相对了解世界要多一些，观念要开放一些，文化追求 自然会较早较快地突破传统，有新的选择。地域的先进性无疑让近代留美生占据了有利 的文化生态环境。具体到他们的家庭出身，又多数经济条件好，文化底子厚。笔者对19 09年到1929年的36名留美生的家庭履历抽样调查显示，出身知识分子、商人、士绅、官 吏、企业家者有32名；其余4名分别为农民、工人家庭，这种填写显然有些含糊，但肯 定不会是贫下中农和一般穷苦工人，而是来自比较殷实的家庭(注：参见拙著《近代中 国的留美教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7-98页。)。当然，优越的家庭并不能 保证其子女就一定优秀，贫寒子弟出人头地者比比皆是，但在考察某人的文化构成时， 忽略其家庭文化的影响是不科学的。近代的留美生十之八九有家学渊源，北洋和民国时 期的留美生，还有不少是老留学生、大学教授或文化名人的子女，他们的文化基础自然 会厚实一些。 就文化资源来讲，受中西文化交汇和中国传统文化分化与转型的总体趋势所制约，这 些留美生既受旧中国固有文化的熏染，又可以从西方文化中获取营养，往往是传统中不 乏现代，现代中又注入了传统。不过从发展趋势上看，基本上受到的是逐步向现代迈进 的“亦中亦西”的新文化的陶冶。洋务时期的留美幼童比较特殊，直接到美国上小学、 中学，虽然也给他们配备了讲授四书五经的中国老师，但中学底子很薄，他们脑子里的 中国文化是在1881年中途被撤回后渐渐积累起来的。可以说他们是“先西后中”。清末 和民国时期的留美生，除了早一点赴美者之外，多数受的是洋学堂教育，其文化构成既 有中国传统的人文知识和精神，又填充了刚刚传入中国的西洋式的自然科学和方法，也 就是说，有必要的中学基础，也有一定的西学教养。以1910年赴美留学的赵元任为例， 其6岁(1898)上私塾，学的是《大学》、《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等 ，但时常玩放大镜、望远镜、显微镜等，接触新式科技。14岁考上常州的溪山小学，学 的是国文、历史、英文、代数、几何等，课外读物有一些外国小说，同学们还组织了小 社团“青年集益社”。此后又进入南京高等学堂深造，中学、西学大有长进(注：赵新 娜等编：《赵元任年谱》，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7～55页。)。当1910年他参加“ 庚款”留美生的第二次考试时，考国文、英文作文、中外历史、德语或法语、数学、生 物、化学等，赵元任得心应手，顺利通过。这次从430名考生中选出的70人，除3人来自 家塾外，其余皆为上海南洋中学、约翰书院、岭南学堂、唐山路矿学堂、天津南开中学 、东吴大学、江南高等学堂等新式学堂和教会学校的学生。五四以后，随着中国大学的 增多，赴美留学者大都出自一些名牌大学和教会大学，西学的水准自然不低，但中国旧 学也不能讲没有相当的基础。当代著名的美国史专家杨生茂是1941年由燕京大学留美的 ，他启程留学时已有很好的中学修养。他7岁开始上了4年私塾，对《三字经》、《论语 》、《诗经》、《礼记》、《古文观止》等倒背如流。11岁后进入新式学堂，直至1938 年进入燕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和史学的学习从未间断过，具有了良好的文史根基(注 ：参见杨生茂《探径集·自述》，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47～351页。)。总而言之， 多数留美生在出国前都有较好的自然科学和中文基础以及很好的英语训练，这种比较厚 实的中西文化底子，为他们后来的学贯中西奠定了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