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我们一般将其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即从“器物、制 度到文化”。与这三个阶段相对应的是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三个重要的历史运 动，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概括在某种意义上确有其见地，但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现代化视为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种概括就未免显得简单且有所偏颇 。传统的概括主要是从观念的变迁的角度来概括中国社会的发展的，其所包含的一个内 在的结论就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最终取得胜 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就基本完成了。这恰恰表明传统的概括并不是从中国社会发展 的具体历史进程出发的。我认为，符合具体历史进程的概括是“从文化、制度到器物” ，而当前我国的发展正处于物质、制度和文化相互结合、全面发展、深刻变革的时期— —全面的社会转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中国现代化的具体进程给予解释。 一、中国现代化的启动 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即中国不是在其自身 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开始其现代化进程的，而是随着对西方世界的挑战奋起应战开始的。 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从防御型现代化向追赶型现代化的转变过程。 防御型现代化开始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到清王朝灭亡为止。在这一时期社会的变 革经历了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的逐渐深入的过程。就前者而言，主要表现为儒家经世 学派的崛起，并以现实精神和理性的态度对旧制度、旧传统、旧观念进行批判和否定， 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实现富国强兵，从而引 发了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其表现为从西方购进坚船利炮到逐步开始自己创办 军事工业。从其思想渊源上来看，除了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之外，还可以看到《周 易》变易观念、《左传》和《孟子》的民本思想，今文经学的历史进化论，历代改革家 的变法方略，以至清初的尚武精神等传统文化中有积极意义的成份。就其思想实质而言 ，“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期待不是对新东西的渴望，而是对失去旧有物的恐惧。于是保种 、保教、保国、保民成了现代化的核心。”[1](P324)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发掘出与现代 化趋向相同的因素，从而把西方文明纳入到传统文化的体系之中，而不是寻求传统文化 的自身的变化，这仍是以中国文化对待外来文化冲击的传统方式来对待西方文明的冲击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这是一条永恒的规律。”[2](P70)正因如此，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历次的外族的入侵者 都被中华文明所征服、同化，被纳入到统一的中华文明之中。正是中华文明这种高于周 边文明所具有的强大的文化涵化能力，造就了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历史。但是当我们遇 到了文明发展程度高于我们的征服者时，中国文明的这种传统的方式就再不能发挥其作 用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及不平等条约体系的确立，洋务派富国强兵之梦彻底地破灭 了。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一批先觉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并不仅仅是因其船坚 炮利、声光化电，更在于其制度的不同，并且认识到民众启蒙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 用，从而开始将目光转向社会制度层面的变革，表现为戊戌变法及其后的宪政改革。戊 戌变法就其实质而言，是近代中国具有进步意识的知识分子发起的、依靠传统政府所实 行的政治改革。改革虽然失败了，但是“变革的魅力吸引了一批具有新鲜思想的知识精 英脱离了由宗族和血缘伦理控制的地域传统范围，而以游离于区域之外的群体的方式出 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构成了思想与政治变革的群体基础。”[3](P152)正是这些思 想与政治变革的群体与地方士绅力量的结合，推动了预备立宪及其后的中国政治改革。 然而，这些改革的根本特征在于：“它们设计出来不是为转变传统的体制，而是为加强 它以对付外国的压力。农业经济和占人口五分之四以上的农民生活方式事实上没有为有 限的现代化所触动。”[4](P109-110)因此，预备立宪及其后的新政并没有在制度上真 正触动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 在这一时期，随着条约体系的确立，在中国沿海开放了大量的通商口岸，并出现了一 系列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正如保罗 ·科恩所指出的，“各大条约口岸西方的花花世界及其变革的趋向，始终不过是浮在中 国社会和传统深川激流上的飘零物，只有当中国内地开始觉醒之时，真正的变革才会到 来。”[5](P48)追赶型的现代化开始于辛亥革命，并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得 到深入的发展。1911年辛亥革命的政治巨变，明显地打破了中国社会的价值系统与政治 系统的高度的整合，松解了政治对文化和经济的刻板控制，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根本的 、质的变革的开始。但是，辛亥革命是一种外在的、短期的革命，并没有触动社会的底 层。清王朝与其说是被革命推翻的，不如说是它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因为革命还外在 于一般的民群，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依然如故，因而清王朝的覆灭并没有使传统社会随 之湮灭，而是使它变得越来越混乱。辛亥革命在政治上付出的惨重代价，最终以文化的 进步获得了某种补偿。正因辛亥革命后传统政治体制的解体所造成的价值关系的紧张， 引发了一场以社会文化变革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从最终意义上说 ，启蒙是革命的补课，重建价值是政治革新的变式，个性健全则是社会改造的根本途径 。”[3](P269)从而中国开始了真正的现代化进程。因此我们说，把中国近代以来的现 代化进程概括为“从器物、制度到文化”是有其见地的，但必须给予其一定的限定：一 方面这种概括从时间上来看只能包括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段历 史时期；另一方面，这种概括所揭示的是中国人对社会变迁的认识逐步深入的过程，而 不是现实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来看，上述这段历 史时期内中国社会的本质性的变迁仅仅发生在思想文化领域，因而五四新文化运动被称 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段历史时期，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领域中最富创造的 时期之一，正是这一时期的文化成就，确定了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