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近年在国内兴起的文化批评，不仅已渗透进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类人 文社会学科，而且也逐渐占据了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之主导方面，呈 现出替代既定文学研究的态势。从经济对文化和文学的制约向度来看，从全球化思潮对 人类共同问题的推动来看，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传统人文社 会科学和文学研究的拓展。然而对一种新事物出现的理解性态度，不等于我们就承认其 合理性，也不等于目前以西方文化批评为主导的文化批评，能够面对和解决中国当代迫 在眉睫的文化与文学问题。因为纵观20世纪中国学术史，我们几乎没有一个时期不是为 新出现的思潮叫好并积极参与的，也几乎没有一个时期我们不是对过去了的文化与文学 思潮进行反思的。这种鲁迅先生早已洞察的“轮回”现象，很可能也同样制约着中国当 代学人对文化批评的追随，并形成将来我们或许还会自我反思的死角。仅仅就此而言， 我们就不能对当前的文化批评抱似乎乐观的态度。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切入文化批评在 今天的中国文化语境中所存在的问题。 问题一：当前文化批评对文学独立之现代化走向的消解 众所周知，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运动的一个核心命题，便是“文学独立”。“文学 独立”不仅顺应了文化现代化的“人的独立”之要求，成为“人本”向“文本”的逻辑 延伸，体现出文化对文学的推动，而且也成为新文学告别“文以载道”传统、寻求自己 独立形态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应该理解为是对传统文学与文化关系的一种革命。 尽管一百年，中国学人总是以西方独立的文学性质和形态为参照，或提出“为艺术而艺 术”、“创作自由”的现代主张，或以“文学主体论”、“艺术形式本体论”等西方现 代的文学独立观念为依托，从而暴露出艺术无力或文化错位问题，但这种努力本身，近 则具有摆脱文学充当政治和文化的工具之现实意义，远则具有探讨中国文学独立的现代 形态之积累的意义。 遗憾的是，当一百年的文学独立之试验，在今天刚刚逼近“什么是中国式的文学独立 ”、“形式本体论是否适合中国”、“中国文学经典的独立意味着什么”这些关键问题 ，并且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为艺术而艺术”是否等于“文学独立”、“创作自由”是 否等于“文学独立”、“中国艺术本体”是否等于“形式本体”、“主体论”和“主体 间性”是否适合用来把握被“六经”已注好了的“我们”、“私人化”是否适合用来涵 盖中国现阶段正在生长的“个体期待”的时候……悄然兴起而逐渐蔓延的文化批评，便 再次遮蔽了上述努力。文化批评不仅已不再关注文学自身的问题，而且在不少学者那里 ，已经被真理在握地作为“就是今天的文学批评”来对待了。比如有学者说：“文学成 就”这个标准的运用，已经历史地被非文学的标准打破了。这些非文学的标准包括民族 、国家、种族、性别、阶级等人们论述最多的一些问题”(注：见王逢振：《文化研究 和文学研究的关系》，《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这显然是对米勒的“撇开 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注：见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 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的观点的应 合。如此，把文学作品当作哲学著作来读，或把哲学著作当作文学著作来读，便成为今 天文化批评的基本趋势。虽然今天的文化批评在内容上与过去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有所区 别，但这种区别主要是时代内容变化产生的区别，而不是文学与非文学关系的变化。虽 然审美日常化、艺术生活化、视觉化，已作为中国当代文化与艺术发展的一种当代现象 ，消解了过去由美学家们和艺术家们所独占的领域，似乎宣告“人人都是艺术家”时代 的到来，但这并没有改变艺术(形象性)与非艺术(概念性)的区别，也没有改变好艺术( 经典)与坏艺术(模仿)的区别。于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便是： 如果超越、封闭于现实内容的西方艺术本体论和形式论，经过新潮文学的试验，已暴露 出不适合中国文化艺术亲和现实的症结，那么中国文学的本体论建设就不能步西方文论 之后尘，而应该从中国文学经典中去寻求中国文学独立的品格，并探寻这种品格发展的 现代形态。 这意味着，中国文学的本体论和独立性问题，不一定是西方式的“对抗”和“超越” 于现实的，而很可能是“亲和”现实又能“穿越”现实的；中国文学和作家的独立性问 题，不一定是游离于现实政治的另一种政治性和审美性的“对抗”阶层，而是一种在现 实政治中以自己的创造性穿越现实束缚的力量。因此我的否定主义文艺学关于“文学独 立性、本体性”的观点，是一种穿越现实的“张力性存在”，而不是拒绝、对抗现实的 “形式性存在”或“实体性存在”。由此，中国文学的本体性、独立性和审美性，就应 该具备不同于西方的思维形态。而这样一类问题，无疑已被铺天盖地的“文化批评”所 遗忘。于是，我们关于“文学”的记忆，就是形式、技巧、形象、叙事、人物、情节这 些属于“表达层面”的知识，而作品更为深广的内容，则被认为是“文化批评”所关心 的问题。由于我们落入将文学与文化对立的思维窠臼，一旦文化问题成为我们时代的主 要问题，我们就会干脆越过或无视“表达”而直接指向内容本身。思维方式既然已被如 此固定，我们也就很难去这样设想：过去中国文学的非独立性，是因为对意识形态的依 附所致，而今天文学的非独立性，一方面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被意识形态制约的格局所 致(即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某种程度上就是意识形态生产的新现实)，另一方面也因为 没有改变文学对商业利益、生存快乐时尚的依附所致——文学从专业化到生活化、从文 学化到图像化，只是文学的当代生存现象，但并没有改变文学突破这种依附实现自身品 格的“文化性”要求——即文字化时代和图像化时代均有好作品和坏作品。而这种在优 秀的文字作品和优秀的图像艺术中均存在的品格，就是中国文艺理论界一直忽略、而在 今天应该予以高度重视的“中国式的文学独立性或本体论”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西方 是从消解文学的“超越现实的形式独立”来从事当代文化批评，中国恰恰应该是从培养 文学“穿越现实的品格独立”来进行文化批评——文化批评同样应该存在这种因文化特 性的区别而导致的差异。否则，中国学人的“文以载道”思维定势 ，就会又一次戴上所谓后现代之文化批评的时髦面具，落入传统的“变器不变道”之窠 臼而不自觉。 问题二：当前文化批评对中国当代文化精神之遮蔽 众所周知，当前出现在各类报刊上的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其基本内容是民族、国家 、种族、性别、身份、阶级等西方当代文化语境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场，使得 西方意义上的文化批评带有强烈的政治权力色彩。虽然“政治”在萨义德那里已经做了 “社会化”而不是狭义的“官方化”的解释(注：见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 第13页，1999年版。)，从而对我们拓展狭义的政治观念不无启示，但上述研究内容的 出现，显然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西方政治权力“文化化”的发展相关。因此文化研究是 一种考察各种存在形态的互动、制约关系的西方式视角的政治性研究。我不否认随着中 国加入WTO，媒体工业化、图像普遍化、艺术生活化、跨国公司普及化等经济和文化现 象的出现，会使中国社会与西方文化研究的内容有呼应的一面，但我想说的是：在表面 相似或不太相似的社会现象背后，中国自己的文化问题被遮蔽了。这种遮蔽的第一个迹 象是：不少学者除了谈论西方文化批评，或者用中国现象验证西方文化批评，却很少对 中国的“种族、性别、阶级、身份”等进行具体的文化分析实践，从而停留在“谈论文 化批评”的层次。这样也就会让人怀疑“种族、性别、阶级”是不是目前中国主要的文 化问题。而少数进行文学文本实践的文化研究，要么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文化性讨论(如 屈原的自杀问题)(注：见畅广元主编：《文学文化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的延续，要么是文化消费主义遮蔽艺术深度分析的阐释与描述(如关于《大腕》的评价 )(注：见尹鸿：《跨国制作、商业电影与消费文化：<大腕>的文化分析》，《当代电影 》，2002，1。)，这说明目前的文化批评还处在各行其是、无的放矢的状态。这种遮蔽 的第二种情况是：由“法轮功”所暴露的中国当代人普遍的“心灵空虚”问题，由“晚 生代”小说的私人化写作所揭示的“中国个体何以可能”问题，由市场经济引发的如何 处理利益正当、利益崇拜与超越利益的“伦理重建”问题，由非主体性和非人性的文化 传统对西方性别、种族、移民、阶级等文化范畴的“架空”，可能会使其背后隐藏着更 深刻的中国问题，等等，几乎从来没有进入中国的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