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近期以来，读了几位前辈论说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文章和著作，自己也就有所思索。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讲到“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时，有云：“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注：《梁漱溟学术精华录》第64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这是一个美好的预言，也是美好的愿望。 梁先生所谓“中国文化的复兴”，也即是“孔子的礼乐”的复兴。这话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之初讲的。到了80年代，他在《东方学术概观》中讲“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时，曾引前辈夏增佑所著《中国古代史》云：“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中国历史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又引前辈柳贻征《中国文化史》云：“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梁先生说：“两先生之言几若一致，而柳先生所说却较明确。” 诸公之言，很发人深省，我由此便想到了中国历代的“尊孔”和“批孔”。记得十来年前，季羡林先生在《从客观上看中国文化》一文中讲到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时，曾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注：《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3页，中华书局1992年4月第1版。)我看世人评价孔子，也不免循此规律，这里且从“尊孔”说起。 2 孔子在世时，虽是“圣之时者”，却似不甚得志，鲁迅曾说： 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窥见那消息。(《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为什么说孔夫子“死了以后”才“做定了‘摩登圣人’”呢?这要从汉代的“独尊儒术”说起，而且还要归功于刘邦和武帝。 刘邦本来不是崇儒尊孔的，据《汉书·郦食其传》记载，有个骑士对郦生说：“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说刘邦“不喜儒”，这是一段“嘉话”。 但刘邦思想亦有变化，从“不喜儒”到崇儒尊孔，有个过程。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叔孙通。 史称刘邦初做皇帝，与群臣宴饮之时，“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患之”。于是叔孙通献计，与儒生“共起朝仪”。其后即按此“朝仪”行礼。这一举措，立见效果。史称“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刘邦十分满意，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叔孙通趁此机会，立即向刘邦建议：“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共为仪，愿陛下官之。”于是这些儒生都有了官衔，而且各得“五百金”的赏钱，高兴地说：“叔孙生圣人，知当世务。”这是说，叔孙通亦“圣之时者”。(详见《汉书·叔孙通传》) 从刘邦“不喜儒”到封赏儒生，可见儒者的妙用。 再说武帝。武帝时期，“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是为世所称的；但汲黯却说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书·汲黯传》)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说明武帝之崇儒术，未必全心全意，这从此后元帝与宣帝的一段对话中也可看出问题。《汉书·元帝纪》云： (元帝)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所谓“汉家自有制度”，这话很有深度。大概从刘邦开始，即已“霸王道杂之”。汉朝家法如此，而元帝有所不知，故宣帝慨乎言之。我在50年前写过一篇《汉代崇儒的真相》，也谈过这个问题。(《益世报·人文周刊》第40-41期) 至于汉代以后，历朝历代之崇儒尊孔，柳贻征先生的《中国文化史》言之甚详。(注：见《中国文化史》第二十五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孔子从“至圣”而逐步上升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连孔子的后裔都封为“衍圣公”，则柳先生所谓：“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可谓信而有征。与此同时，鲁迅先生所谓“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云云，也非无征不信。 权势者们之捧孔子，不仅见于古代，也见于近代。这是鲁迅亲眼见过的。他说： 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据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