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3)03-0015-09 谈到文化自觉，人们很容易联想起古老的“中华智慧”，有人甚至将其看作是疗治现代社会疾病的灵丹妙药。其实这种“自觉”是极为有限的。 事实上，中华智慧作为古典整体思维的产物，所潜藏的只是克服现代病的某种启示(正因为是“潜藏”，故有待今人去“开掘”、“弘扬”)，而不可能提供现在的解决方案和操作手段，因为在中华智慧的发展历史上，并未创建过人与自然、人与人全面和谐共处的黄金时代。以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层面为例，中华智慧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观念，对于现代人克服人与自然两分对立观念，是富于启迪意味的。然而，上述观念的原始意义是讲人处天地间的超越态度，并不是正面探讨人如何在操作层面上现实与自然的和谐。与此同时，上述观念固然洋溢着综合的、生机主义的智慧，但在这类理念诞生并流传的中华世界，因理念本身的弱点和工具理性的不够发达，并没有普遍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未能在实践上解决发展生产力与保护自然生态的矛盾问题，实际情况却是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其基本原因，是人们未能摆脱对自然的盲目性，人们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一直有意无意地损伤自然，破坏环境。农耕文明持续了几千年，并且长期处在对自然的盲目开发状态中，因而农耕文明给自然生态造成的破坏，其程度是不应低估的。以中国的黄河流域为例，其在三四千年前曾经是森林繁茂、麂鹿成群、气候温润的地带，正如《诗经》中所描绘的那样。但是经过数千年破坏性的垦殖，黄河流域变得荒山秃岭、沟壑纵横，水土流失极端严重，整个黄河中下段已成为河床高于两岸地平面的“悬河”，夏季常常出现长达数十天，甚至百余天的断流。在这一过程中，统治者还穷奢极欲，广修宫室、坟墓，不断巨额耗费自然资源(森林首当其冲)，其危害性更为严重。唐代诗人杜牧抨击秦始皇暴政的名篇《阿房宫赋》所云：“蜀山兀阿房出”，决非一朝一代的特例。此外，战乱焚林毁堤的惨状，在古代中国也层出不穷。较为经常起作用而又少为人所谴责的，则是人口增加导致土地过度垦殖，使中国的生态在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阶段恶化速度渐增，森林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大面积消失，曾经林木草场茂盛的黄河河套地区的沙漠化，都是突出表现。中国的自然生态严重破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秦汉以降，农耕人在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两路开垦农田，造成森林、草场的毁坏，终致这些原本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地带盐碱化和沙漠化。 如此说来，中国西北地区一系列绿洲终于被漫漫黄沙所掩没，并非始于工业文明时代。早在农业文明时期，主要是高度农业文明时期，生态的恶化已经愈益加快步伐。这提示我们：不要把产生“天人合一”理念的农业文明加以美化，那并不是一个“桃花源”式的黄金时代。那时的人类由于生产力落后和认识的局限，不可能克服对自然的盲目性，在愚昧和贫困两大病魔的逼迫下，自然生态的被破坏，已经频频发生，不过规模和力度不如现代而已。因此，某些“回归主义者”主张的退回前工业时代，绝非人类文明的正途。 就现代世界而言，也并非工业愈发达的地区环境问题愈严重。反之，第三世界地区由于人口压力和初级工业化滥用资源等因素的影响，生态环境正在急剧恶化，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城、非洲的拉各斯、亚洲的加尔各达、北京、兰州等城市都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污染问题，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工业化初期的生态恶化之后，时下的生态环境则进入良性转换阶段。如流经伦敦的泰晤士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因工业污染而成为没有鱼类的河道；20世纪中叶以来，经过治理，泰晤士河变得洁净，两岸垂钓者每每能获得肥硕的鲑鱼。美国的老工业城市匹兹堡曾以空气污浊闻名，现在已是世界上生存条件最好的城市之一。这都说明，当现代人在理念上实行调整之后，便有可能将科学技术的伟力应用于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古代“天人合一”的美好理想，逐步转化为可操作的现实。 就人与人、人与社会层面而言，中华智慧重视人伦，主张道德自觉，形成一种对人生目标的公正概念，宽容和深思的精神和平，具有很高的德性价值和美学价值。这也是中华智慧吸引一些西方哲人之所在。中国固有的仁学传统承认人的独立意志，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以及在社会规范中主张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都闪烁着人本精神的光耀。然而，中华智慧并没有寻觅到普遍维护民众人格独立、社会公正的制度保障，社会长期运作的却是轻视人类，使其不成其为人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束缚下，广大民众的自由被剥夺，一些起码的生存权利也被禁绝。同时“尊尊”、“亲亲”的宗法积习又妨碍法制的推行，“官本位”、“任人惟亲”更成为沿袭至今的病疾。这些问题的克服，当然有赖中华智慧内部健康因素的发展，但尤其需要现代文明的强劲冲击，其间西方智慧的补助，也是必不可少的。就伦理层面而言，中华智慧中发扬道德义务及社会责任心，与西方强调个人权利、公平竞争原则，应当互补共存；中华伦理“成圣成贤”的修养论，需要西方文化注重权利与义务的公民意识的补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