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03)02-0059-09 牡丹、梅花是我国传统名花。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清政府于1903年 正式颁定牡丹为国花,得到社会民众广泛认同。1929年民国南京政府创议梅花为国花。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有关我国国花的倡议、评选中,牡丹与梅花一直名列前茅,呼声 最高。1994年中国花卉协会组织的大规模国花评选活动,评选领导小组的最终意见是以 牡丹为国花,其他呼声较高的兰、荷、菊、梅为四季名花。这一结果未见进一步的权威 认定,更未进入立法程序,民间讨论仍在进行之中。笔者主张,牡丹、梅花两花并仪, 这是由两花悠久深厚的历史积淀所决定的。追溯历史,牡丹与梅花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是分别由唐、宋两代奠定的,本文拟就牡丹、梅花在唐、宋两代相继兴盛的因缘背景、 文化意义略作探索,借此对当今国花的评选与讨论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 一、北方和南方 牡丹与梅花有着不同的生理习性和地宜要求。据现代生物学,牡丹属毛莨科小灌木, 作为一个物种,古已有之,其原产地在我国西北。喜温凉气候,性较耐寒,而不耐湿热 。喜疏松肥沃、通气良好的壤土或沙壤土,忌粘重土壤或低洼涝积之地。这些都表明, 牡丹适宜于北方地区生长。从现存唐宋之际的牡丹史料看,野生牡丹主要分布于北方, 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人工栽培牡 丹更是盛于北方,其核心地带是长安和洛阳。长安牡丹起于唐高宗和武则天时,唐玄宗 开元间牡丹声名大振,至中唐贞元、元和间:“自禁闼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 四渎之流”(舒元舆《牡丹赋》)。洛阳牡丹至迟可以追溯至隋炀帝营建东都御苑时易州 所进牡丹十数种。唐之中盛,洛阳牡丹虽不如长安,但也不可忽视。洛阳外城尊贤坊成 德军节度使兼侍中田弘正宅、宣风坊安国寺两处“牡丹特盛”(《唐两京城坊考》卷5) ,五代后唐庄宗临芳殿前“牡丹千余本”(《清异录》),入宋后,经数十年酝酿,洛阳 牡丹盛况空前,名扬天下。京、洛之外,太原、汾州等地乃至西北边陲都有牡丹栽培之 迹。而在南方,牡丹栽培极其困难。唐时南方地区仅钱塘、成都等少数地方有移植,而 且规模极其有限。徐凝《咏开元寺牡丹献白乐天》:“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 栽。”白居易《看浑家牡丹戏赠李二十》:“人人散后君须看,归到江南无此花。”李 咸用《同友生题僧院杜鹃花》:“牡丹为性疏南国。”《牡丹》:“少见南人识,识来 嗟复惊。”入宋后城镇经济发展,市民社会活跃,花卉园艺业蓬勃繁兴,吴越、巴蜀等 地积极引种牡丹,杭州牡丹开始享誉东南地区。中州沦落,宋室南渡,牡丹圃艺四散南 移,彭州、徽州黟县等地都是牡丹南下的中枢要地而呈繁兴之势。尽管如此,牡丹之在 南方,终不如北方之得地利气和。李纲《初见牡丹与诸季申伯小酌》:“牡丹家中州, 尤者西邑洛。姚黄妃魏紫,余品皆落寞。南方瘴疠地,寒暑互参错。浪蕊与浮花,未春 先已作。安能萃和气,孕此木芍药。”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气温偏高,地气低湿,即 或着意培植也很难大有作为。 梅花恰与牡丹相反,是典型的南国之树。“梅花畏高寒,独向江南发。”(蔡襄《和吴 省副青梅》)虽然梅花花期早,腊尾年头迎霜冲雪,但其性却不耐寒。牡丹能耐摄氏零 下30度的严寒,而梅树在摄氏零下15度就难以存活。梅花在平均温度摄氏16~23度的地 区最宜生长。虽然梅花也忌土壤涝渍,但喜欢湿度较大的气候条件。这种湿润习性决定 其自然分布主要在我国的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尤其是长江沿岸和江南的丘陵、山地。 从历史上看,商周至秦汉之际黄河流域的气候似较今日温暖、湿润,生态条件较好,但 《诗经》十五国风唯召南、陈风、秦风、曹风提到梅树,其地也只是今陕西省秦岭以南 、河南、山东一带。汉魏乐府中有《梅花落》,其创作背景在洛阳一线。随着北方地区 气候的变迁尤其是生态状况的衰退,梅花在北方地区的分布越来越少。而在南方地区, 随着经济开发、人口增长梅花越来越受到重视。早在春秋越国,就以梅枝作为外交礼物 ,东晋陆凯寄梅赠远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南朝乐府如《西洲曲》、《子夜四时歌·春 歌》等都以折梅相赠作为表达相思恋情的方式。咏梅诗赋在南朝开始大量出现。隋唐之 际,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生发展,加之这一时期我国历史气候进入“第三个温暖期 ”,北方地区便不乏梅花栽植之迹。如初唐王绩《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遂以为问》:“旧 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盛唐王维《杂诗三首》其二:“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二王都是河东(今山西)人,家 园之思同眷于梅,可见梅花在当地庄园之栽植情况。尽管如此,北方之梅艺远不能与南 方相比。南方的山壑水滨、村间道旁野生梅要远多于北方,晚唐罗邺《梅花》:“繁如 瑞雪压枝开,越岭吴溪免用栽。却是五侯家未识,春风不放过江来。”道出了南方地区 梅花普遍分布的自然优势。唐诗中今存为数不多的咏梅诗,大多出于南方士人或中原南 下的士人,写作背景大多是吴越、湖湘、巴蜀等地,时间上也多在“安史之乱”之后, 尤其是北方连年干戈动荡,南方经济文化优势逐步显露的晚唐五代时期。中唐以来,江 南文人赏梅艺梅活动渐成声气,白居易在杭州即有“伍相庙边繁似雪,孤山园里丽如妆 ”,“赏自初开直至落,欢因小饮便成狂”(《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的诗句 。入宋后,林逋以“孤山八梅”开领风骚,也可谓是渊源有自。北宋中期开始,“凤山 亭下赏江梅”(郑獬《江梅》)已成为杭州一景。苏颂《本草图经》记载当时梅花“今襄 汉、川蜀、江湖、淮岭皆有之”。赵蕃《次韵斯远折梅之作》写道:“江南此物处处有 ,不论水际与山颠。”而此间北方地区的梅花,随着整个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尤其是生 态环境的衰退而日渐寥落,几成绝迹。欧阳修贬居夷陵、滁州,当地山中野梅密布,而 任职滑州,有诗道:“惜哉北地无此树,霰雪漫漫平沙川”(《和对雪忆梅花》)。滑州 滨临黄河,已无梅可观,北方其他地区更是不难想见。郑獬《和汪正夫梅》其五写道: “应为长安恶风土,故教北地不栽梅。”杭州人强至英宗朝受辟永兴军幕职,在长安六 年,有《立春》诗道:“六年不见江梅影,长觉归心似旆摇。”同时田锡、宋庠、梅尧 臣等南方士人任职北方春间都有诗感慨北方少梅。而北方人由于少见寡闻,久而久之, 对梅花也就显得生分,有关知识十分贫乏,常把梅花与杏花混作一物,被南方诗人引为 笑柄。淮阴徐积咏梅诗写道:“北人殊未识,南国见何频。”(《和范君锡观梅二首》) 江西晏殊、王安石咏梅诗中都有对“北人不识”的讥诮与调侃。北宋中后期的汴京和洛 阳等地,公私园林曾积极引植梅花,如晏殊庆历间由苏州引植红梅于京城宅园。李格非 《洛阳名园记》所记诸园中富郑公园“梅台”、湖园“梅台”、大隐庄“早梅”都是梅 花专题景观。另李氏仁丰园(见《洛阳名园记》)、文彦博园(文彦博《梅花》)、赵韩王 园(宗泽《题赵园》)、王拱辰环溪(司马光《和子华游君贶园》)、邵雍安乐窝(邵雍《 和宋都官乞梅》)、张氏(景昱、景昌兄弟)南园都植有梅株。蜡梅这一梅花新品也由京 洛地区首先发现。但是,综观北方地区的梅花,虽然受到一定的注意,但主要局限在汴 、洛一线及黄淮之间,野生分布和园艺普及都远不如南方。宋室南渡之后,版图止于淮 、岭,吏民集中于江南富庶之地,人口稠密,经济发展,经济文化重心彻底转移至南方 ,梅花以风土之利更兼人气之旺(刘辰翁《梅轩记》),圃艺观赏蔚然成风,盛况空前。 “梅天下尤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范成大《梅谱》),以至于“呆女痴儿 总爱梅,道人衲子亦争栽”(杨万里《走笔和张功父玉照堂十绝句》其三),“便佣儿贩 妇,也知怜惜”(吕胜己《满江红》)。新品异类层出不穷,园艺谱录类著作纷纷出现, 艺梅赏梅活动进入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