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春天，我在美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时，一位过去的学生来看我，告诉我他准备 改专业了，要去读企业管理。理由是，世界变了，“欧洲的专利，由美国大公司组织生 产，部件生产的分工在德国、意大利、墨西哥，甚至中国。”他说，“多么令人振奋， 这是个相互依存的时代。”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互依存”是一个很时髦 的名词，对年轻人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仅仅数年之后，它又被一个更新的名词取代了 。这就是90年代以来风靡世界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历史的脚步仿佛一下子 加快了许多。 对许多人来说，“全球化”的确使生活的节奏加快，生活方式变得便利了。譬如国际 互联网的出现，使中国人古而有之的“天涯若比邻”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中国人是幸运 的，因为2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过程，恰恰与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潮流汇合，有的 海外人士甚至将此称作“中国机会”。一位中国学者指出：“全球化对世界历史和中国 历史进程的影响正在变得越来越深刻，这些年间国内和国际发生的各种重要事件，没有 一件不与全球化相关。中国加入WTO，我们不可避免地将更深入地参与全球化过程。”( 注：俞可平：《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第25页。) 与此同时，中国人对“全球化”的思考亦在深入。人们在享受经济全球化好处的同时 也产生了许多困惑。“全球化”?“现代化”?“西方化”?“美国化”?这些都是人们脑 海中挥之不去的沉重的问号。我想，这些问题将会伴随今后好几代中国人。因为在我看 来，“全球化”与其说是一个概念，更不如说是一种实践，而人的实践是没有止境的。 我以为，无论是对待“全球化”还是实践“全球化”，要紧的是要多一点文化自觉。 归结起来，就是对现代中国人来说，要想明白“全球化”这个大历史现象是怎么出现的 ，即它的来路，它的历史渊源。同时也应当尽量看清楚它已显现出来的一些特征，看到 它们对社会发展、国家兴衰乃至人类生存所形成的冲击和挑战。“文化自觉”要求我们 对时代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文化自觉”是一个观察角度，一种处世心态，一种精神境 界，最终应当是对人类文明的终极思考与关怀。 当然这都是一些大而又大的题目，我只能从自己这些年的实践和思考来提出一些管见 ，更多的还仅仅是提出问题。 谁在拨响“全球化”的主旋律? 一年一度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是当前“全球化”实践的一个浓缩场 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描述道：“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 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这可以被称为达沃斯文化 ……达沃斯人实际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 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注：塞缪尔·亨廷顿(美)：《文明的冲突与 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译本)第45页。) 我从1994年开始参加“达沃斯”论坛，至今已有8年了。刚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是看热闹 ，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我相信“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每年1月的达沃斯都是冰天雪 地，但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几百个分会场上讨论的却都是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热点问题 。 热闹看多了，逐渐也就看出了一些“门道”来。 首先，“达沃斯”真正走出欧洲，开始具有“全球”影响，是在苏联解体，“冷战” 结束之后。这10多年来，“全球化”一直是它的主旋律，而不断奏响这一主旋律的是西 方发达国家。在整体操作上，“达沃斯人”是很有文化自觉性的。从宏观议题如资本主 义的全球化到微观议题如克隆羊的诞生，人们不难看出其浓厚的西方主体色彩。这是一 种自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开始，以理性主义作为旗帜并持续了三百多年的运动，发展到 了今天，就是技术至上，科学万能，物质主义。几者加在一起，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全球化”的核心部分。 在“达沃斯”这一被浓缩了的“全球化”的场景中，人们也能深深地感受到行为主体 们的全球眼光和全球关注。如1998年比尔·盖茨在论坛全会上称“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胜 利”，2000年他又呼吁人们关注非洲的艾滋病问题。这都是从“全球化”的核心圈里表 现出来的世界性。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种世界 性就有过十分精辟的描绘：“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 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 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 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 样，它使未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 方从属于西方。”(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69—470 页。)可以说，对一百多年来西方资产阶级在全世界的扩张并造成的“全球化”现象， 还没有人预见得像马恩当年那样深刻和到位。科学的预见性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大自觉 ，它出现在欧洲，而没有出现在世界别的任何地方。原因很简单，是欧洲，而不是世界 的其他地方，开始了现代科学和工业大生产的实践，而这些伟大实践的启端，又可以上 溯到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追溯到古希腊对自然宇宙的逻辑探问和思辨。陈乐民先生多 次提醒我们要研究欧洲观念的发展史，“让精神的历史浮出水面”，我悟其用意，就是 要将人类几大主要文明史的这一块西方文明的源头和脉络搞清楚，从而在看当代纷繁世 事时，有一种“历史的纵深”，“千锤万击出深山”。今天我们看到的“全球化”，是 在精神和物质的层面上不知经过多少“千锤万击”，才从世界历史深处走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