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区文化建设在我国蓬勃开展起来，但是，与社区建设的其他方面相比，文 化建设仍然是比较滞后的。造成这种现象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但文化自身方面的因素也 是不可忽视的。其中，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影响应引起我们的足够 的重视，从而加以克服。 一、官本位文化心理 社区文化建设与以前计划经济时期的街居文化建设具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以政府行 为为主的文化建设，街居组织仅仅是上面的“脚”，而居民则更是被动的参与者；而前 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在政府指导帮助下的社会行为，它动力和资源主要来自社会和民 间，是一种民间性很强的活动。但是，在我国很多人仍然以传统官本位的思维模式来看 待社区文化建设，具体表现在： (1)把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容“官方化”。这里所说的“官方化”接近“主流化”的意思 。“主流文化”是指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时代精神的文化形态，并对其他文化类型具有 导向作用的文化形态。在我国，主流文化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占有中心的地位，而民俗文 化、大众文化和人文文化等则处于相对的边缘地位。在改革开放以前，主流文化以宣扬 阶级斗争为己任，成为主宰一切的霸权文化形态；改革开放以后，主流文化与时俱进， 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嬗变，基本上适应了经济体制转换和社会转 轨的趋势。主流文化的弘扬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和积极的作用，同样在 社区文化建设中也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的作用并不只是体现于它在整 个社区文化结构中占有多少比例上，而是更多体现在它对其他文化如民俗文化、人文文 化和大众文化的渗透与引导上。在社区文化结构中，民俗文化、大众文化包括人文文化 等民间性更强的文化形式应占有主要的位置。这是社区文化建设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把社区文化主流化官方化的情形是普遍存在的。比如，有的 社区对政府的意志亦步亦趋配合得太紧，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者矣”；有的地方把 社区文化活动与思想政治工作划等号；有的地方赋予社区文化建设以招商引资的不能承 受之重。这样的结果是本末倒置：“官”文化开展得很热闹，而居民喜闻乐见的“民” 文化活动被挤向边缘，甚至开展不起来。 (2)组织和运作方面的官本位观念。持有官本位观念的人认为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充当社 区文化建设的决策主体、组织主体甚至参与主体，否则社区文化是无法真正开展起来的 。他们不相信蕴藏在居民文化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认为居民们最多只能搞一些零 打碎敲自娱自乐的文化活动，他们甚至没有把作为居民自治组织——居委会的组织能力 放在眼里，他们只相信“官方”的能力。这种观点具有深刻渊源，中国自古是官强民弱 的社会，社会和民间一盘散沙，基本上不具有组织能力，也严重缺乏组织资源，一切都 要由官方来安排，老百姓只能在官方办的文化活动中充当被动的参与角色。另一方面，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对自发的民间文化活动心存顾忌，怕这类活动会招致许多不必 要的麻烦。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过分的担忧无异于因噎废食，是没有必要的。 二、传统的家族本位文化心理 社区文化是一种属于公共生活领域的融通性共享性的文化。因此，只有打破家庭壁垒 ，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方面把“小家”与“大家”沟通融合起来，才能使社区文化 建设成为可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血 缘为纽带的家族文化为基石的，所以家庭壁垒是很难穿越的。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 此作过阐述。陈独秀说，中国人实际上“只知道家，不知道有国。”他说“我们中国， 家庭的制度，在各国之中顶算完备的了。所以中国人最重的是家，每家有家谱，有族长 ，有户尊，有房长，有祠堂。……每个人一生的希望，不外成家立业，讨老婆，生儿子 ，发财，做官这几件事情。”他又说：“中国人所以缺乏公共心，全是因为家庭主义太 发达的缘故。有人说是个人主义妨碍了公共心，这却不对。……我以为戕贼中国人公共 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的个人权利和社会公益，都做了家庭的牺牲品。‘各人自扫 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两句话描写中国人家庭主义独盛、没有丝毫的公共心， 真算十足了。”(注：《陈独秀文章编选》上册，第445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虽然 时代已经进入21世纪，家族文化不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都顽强地以各种形式存在着甚至 发展着。从农村看，家族企业在非公企业中所占有的极高比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照说 市场经济是揭去家族主义脉脉含情面纱的经济形态，但在中国，市场经济却反而为家族 文化找到了一种很“现代”而又不乏效益的实现方式。当然我们更应看到，在城市，家 族主义在表面上不像农村那样严重，但实际上并不逊色多少。依本文之见，大致有如下 几种表现： (1)经济上和生活保障上的家族支持。在城市中家族成员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 中经济上和生活保障方面的联系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当一个家庭在经济上发生困难的时 候，首先想到的是家族成员。比如子女读书或从事经营的筹款，等等，主要的经济帮助 往往是从亲戚处得到的。中国的家族自古以来就发挥着这种功能。从现实的角度看，在 经济活动(特别是在借贷融资活动)中，家族内的交易成本会由于信用有保证而降低许多 。这正应了茅于轼的说法：“当社会上普遍地流行欺诈行为时，信誉成为了稀缺的东西 。根据经济学的一般规律，越是稀缺的东西越值钱。”(注：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 景》，第131～132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至于保障方面，家族的作用更是不 可低估的。如果某家庭发生病痛、急难等情况，能够为他们提供有效帮助的往往也是家 族。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后的今天，市民的工作生活较以前更加不稳定，而社会 保障体系的健全又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家族的保障功能反而能得到更 大的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