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513(2003)01-0014-04 我国著名散文家余秋雨先生，在对世界四大文明的发祥地考察后曾表达过这样一个观 点：中华文明为什么没有像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那样，在时间和空间的无限中销 声匿迹而绵延不绝、延展至今?其原因之一是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种远征的力量。[1]近 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海外出现了一种“中国威胁论”论调。《大国的 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撰文，称全球化将使中国受益，反过来威胁美国的地位 ，“美国现在拥有不可撼动的世界霸主地位”，但“不能在本世纪续写荣耀”，理由是 中国可能赶上来。耶鲁大学商学院院长杰弗礼·加腾(Jeffrey Garten)在《商业周刊》 上撰文指出：世界经济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依赖，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一旦中 国经济受到战争、恐怖袭击、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的打击，美国经济的“生命线”就可 能被掐断。针对这一论点，一些中国学者也纷纷撰文指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 族”，中国国势日盛，对他国的土地与资源并无染指之心，所想的只是维护本国的合法 权益。而且回顾历史，中国式的战略文化和战略思维，一直是指向和平的。“亲邻善友 ，国之宝也。”[2]和平主义精神便显而易见。不过，这种和平主义的宣讲也招致了许 多学者的反驳。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崇尚和平的事实固然很多，可相反的事实也不胜枚 举。许多研究中国文化的海外学者和西方学者，可以赞扬中国人的深刻、广阔、单纯、 恬静、勤俭等美德，似乎还很少承认中国是一个和平之邦。[3](P34)特别近代以来，中 西双方的接触常常是通过战争形态表现出来的。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文化在西方所得 的一点“好感”，被一扫而空，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野蛮”、“残忍”的 民族。至此，也易于得出一个结论：恐怕实在难有这样的民族和国家，天生就喜好和平 。 一 然而近读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和英国大哲学家罗素的《 中国问题》以及相关资料，然后重温了中国数千年文明史，对这一问题便有所厘清：中 华民族实在是一个崇尚和平的民族，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取向，一直是和平主义的。中 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而沉淀下来的精神财富，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族大众的心理的、知识的、生活的结构之中，并通过 人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而得以延续。尽管这种延续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各民族间的文 化交流与融合而有所发展、嬗变，但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主流仍绵延不断地得以保持。 被誉为“世纪的智者”的大哲学家罗素，曾于1920年至1921年间，在中国进行了长时间 的讲学，讲学完成之后，他根据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中国问题》一书。书中说 中国人向以博大的文化为荣，而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于追求自由而非支配别人。正如 罗素所言：“他们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中国虽是两千年帝国的后裔，然而 对帝国的热衷却已极其淡漠了。”[4](P154)在这种文化熏染下的中国人非常骄傲，以 致骄傲到不屑于打仗的程度。诚如罗素所言，“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于打仗 的民族，那就是中国”[4](P154)。按罗素先生的意思自然是中国人爱好和平已习而成 瘾。中国历史上虽征战连绵，但老百姓是天生爱好和平的。罗素接着论证了这一个观点 ：“我不知道哪国的诗人会像白居易那样，塑造了一个自残逃避的新兵……他们和平主 义扎根于深思熟虑的观点，事实上扎根于他们不愿意改变任何所见到的一切。”[4](P1 54)马克斯·韦伯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尽管战事频仍，但进入历史时 代后，即逐渐成为和平化的世界帝国。”[5](P30)韦伯首先承认，中国文化的发展最初 是以纯粹默武主义为标志的。但随着文官当政，意识形态自然地转向和平主义。[5](P3 2)因此，和平主义自有文明史以来，基本上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脉络。 综观中国历史，除却一些失常的行为，中国政治文化之崇尚和平，也是千真万确的事 实。在中国与异族的战争中，多半是因异族入寇，我方才起而抗战；抗战胜利，亦能适 可而止，以穷兵默武为戒。中国自秦以来屡筑长城就是明证：长城是由历史命运铸成的 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它代表防御和不出击，是积淀着一种内向防范型文化的深厚思想的 事物。西汉时，有个叫陈汤的，他以单车之使，攻克了西域匈奴遗族这支强敌，回到朝 内，不但得不到英雄式的欢迎，还受到种种责难。就是因为中国有“兴灭国，继绝世” 的理想，这理想便代表一种崇高的和平精神。[6]并且，中国人至少在士人阶级，是向 不崇拜英雄的。成吉思汗，曾横扫欧亚两洲，英雄气概，史无前例，然最终也落得个“ 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评价。同时，中国历史上的名将，立大功，建大业，但重文轻武的 传统始终没变。在历史上能不朽的军事人物，也往往因其有儒将之风，国人视班超高于 李广、卫青，其故在此。马克斯·韦伯也曾指出，武人在中国被鄙视，就像在英国亦受 过200年的蔑视一样，一个有教养的士人是不会在社交场合中与武官平起平坐的。[5](P 137)重文轻武的传统，虽曾使中国流于文弱，但正是这文弱之气，成就了中国和平主义 之源。 二 任何精神气质的获得，都离不开具体的土壤。和平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神 特质，更离不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 (一)自然环境的影响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形成的基础。 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有一定的决定作用，虽然这种作用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终的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多样化，人们开始能动地利用地理环境，于是地理环 境对人类具体活动的决定作用就逐渐减轻。生产力越发达，人类对地理的利用能力程度 越大也越深，但这一切都是以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条件为前提的。 中国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大部分领土处于北温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为发展农 业提供了最适宜的条件，我国黄河中下游很早就形成了大片的农业区，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黄河文明。与西方的大海文明即蓝色文明相比，黄河文明是一种大陆文明。占主导地 位的传统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的重要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 化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重视。西方政治文化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 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中国古代思想家地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质，就 是强调人的行为与自然协调。由这种地理环境决定的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是实现对完 满和谐的和平精神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