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0文献标识码:A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面对西学东渐,欧风美雨,中西之争,古今之辩,中国共产党经过痛苦的思考,曲折的探索,终于以历史唯物主义姿态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纵观80年来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态度,由比较主观臆断到比较客观认同,由比较片面谴责到比较全面分析,由比较肤浅论断到比较深入审视,逐步形成了成熟的观点,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为传统文化再度获得新生提供了根本保证,为“伟大中国文明的复兴”指明了方向,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辉煌。本文拟从历史的角度,对此加以阐述。 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分析 第一阶段,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开始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传统文化(1921—1937年)。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的时刻诞生的,自她登上历史舞台,便立即投入到救亡与启蒙的伟大潮流之中,发起无产阶级的“立于唯物史观上之文化运动”,开辟中国文化建设的新局面。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从“东方文化派”到“中国本位文化派”,从“甲寅派”到“国粹派”,从“戴季陶主义”到“民族主义”,或借批判西方文化之名,鼓吹东方文化优越,宣称世界未来文化之路就是“中国文化的路”,而中国文化的路“就是孔子的路”;或打出所谓“复兴民族”欺世惑众的旗号,叫嚣“恢复固有的至大至刚至中至正的民族特性,再加以礼仪廉耻的精神”,努力建设“中国本位文化。”[1]尽管各派的画皮不同,姿态各异,但都是企图借助圣人的幽灵威吓马克思主义,阻止无产阶级革命。 面对文化界的倒行逆施,复古阴风,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无情揭露和有力回击。党的早期理论家瞿秋白多次撰文,谴责东方文化派的愚行“甚为可笑”。他说:“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彻底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2]中共北方区党组机关报《政治生活》则指出:“我们一方面不赞成所谓东方的封建社会的甚么东方文化,而另一方面却不怕被人骂我们是甚么舶来品,而要欢迎西洋近代的新兴的健康的文化,欢迎那些工人阶级的文化。”[3]“左联”要求:“加强对过去艺术的批判工作,介绍国际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4]党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则指出:“中国的旧社会,旧文化是什么?是宗法社会的文化,装满着一大堆礼教伦常,固守着无数的文章词赋;礼教伦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利器,文章词赋也其实是贵族淫昏的粉饰。新青年之中国思想革命的事业,进行彻底的坚决的斗争,以颠覆一切旧思想,引导实际运动。”[5]不破不立,对复古思潮和传统文化中腐朽落后的部分进行批判和清洗是完全必要的,但问题在于认识未免偏颇,片面地否定了传统文化。正如毛泽东后来批评的那样:“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6](P.797)“否定传统”,是建党初期的主流思潮。 可贵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了。毛泽东曾经指出,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先进的中国人便开始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重新审视中国的一切了。其中,李大钊就是一位代表。他先后发表了《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新的!旧的!》、《新旧思潮之激战》、《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充分揭示了传统文化产生、存在、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他说:“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然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7](P.295)运用这种方法,他进而观察了中国传统文化,并且明确指出:“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年的缘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经济上有他的基础。”[7](P.297)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也发表文章指出:“农业手工业是中国宗法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一”,以儒家伦理纲纪为特征的传统文化,就是这种社会的产物。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和分析传统文化还比较机械,但是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为未来确定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第二阶段,在充分肯定传统文化地位和价值的前提下,明确提出了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方针(1937—1949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一方面,中日民族矛盾的加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感情,促使中国人民再度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经过革命实践的锤炼和理论修养的提高,能够更加娴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文化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开始对党的历史进行反思,批评与自我批评渐成风气,反省了过去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批评了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倾向;批评了脱离中国实际的、空谈马克思主义的口头主义倾向;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党八股”习气;批评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宗派主义表现。特别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明确要求“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毛泽东告诫人们:“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带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8](P.543)所谓“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就是提醒人们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及其影响。周扬在总结文艺战线上的教训时说:“在文艺修养方面,我们的作家几乎全是受西洋文学的熏陶。一个落后的国家接受先进国家的文化的影响,是非常自然而且必要的;我们过去的错失是在因此而完全漠视了自己民族固有的文化。”因此他主张:“我们要在对世界文化的关心中养成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特别亲切的关心和爱好,要在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去吸取世界文化的精华。”[9]在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上,就是要“在科学的立场上批评地研究中国历史及中国的旧来学术,……为创造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奋斗。”[10]“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是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提出的响亮口号。首先,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和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日益明确地肯定了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尽管是旧时代的文化,有“封建性糟粕”,但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因而传统文化中亦有“民主性精华”。抗日战争之初,党中央政治周刊《解放》就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文化不仅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世界上仅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伟大民族——的共同的精神食粮,而且对于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曾供给了极伟大的贡献。”[11]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一座包罗万象的宝库,在中华民族开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毛泽东曾经总结性地指出:“在中华民族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12](P.622)中国古代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这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其次,中国共产党根据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明确提出了自己对待传统文化的主张。因此,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了建设这种新文化,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但是,继承不等于兼收并蓄。他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12](P.707-708)从此以后,“批判地继承”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