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6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667(2003)01-0011-17 一、多元文化的背景 从欧洲殖民时代继承而来，并在去殖民化过程中不断改进的关于教育体制的设想，现在正面临着后殖民的挑战。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讨论教育者和学生如何应用多元文化教育和对后殖民的反思来质疑传统学校教育的环境和课程。我讨论的问题集中在澳大利亚，但是同样可以更广泛地应用于其他人口文化多样化的国家。 我的论文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澳大利亚的学校教育深深地受到文化多样性的各种话语影响，许多话语显著地带着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殖民的、新殖民的和去殖民化的残渣余滓。我是从学校文化沿着一个连续体发展这一点来思考学校文化的。这个连续体的一端是一种我所指的存在文化问题的学校——这种学校实践着未经检验的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这种实践在学校社区导致了问题。学校可以在他们的文化政策里吸收变化，推动它们朝着学术的和社会的实践迈进，形成了我所说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主动型的学校。我考察在主动型的学校里多元文化的教育可能正以后殖民的方式演变，这表明后殖民的视角将对学校、学院传统文化的改变和挑战有着重要的意义。 欧洲白人散居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这些白人为主导的社会既实践了殖民主义又被殖民主义所塑造，人口无法避免地呈现出复杂的文化多样性。他们包括本土居民和欧洲人的后裔，这些欧洲祖先在殖民的探险中掠夺或赶走了本土居民。他们也包括来自全球的移民，全球移民扩充了欧洲侵略者和定居者人口数字。“澳大利亚共有人口18，000，000，其中400万人口是海外出生的……在过去的50年里，超过500万的人口移民到澳大利亚”(PARTINGTON2001：184)。英国移民的后裔今天还占总人口的70%，另外20%的人口包括来自北欧、南欧、东欧的移民，大约8%的人口是亚裔人或其他人，本土居民占2%。这些渊源繁杂的人口又可分为100个民族，使用大约80种语言(JUPP摘自MEGALOGENIS，2002)。 占总人口2%的澳洲本土居民(土生土长的澳洲人、本土居民和TORRES海峡岛居民)抵制仅仅被看作是澳大利亚社会多元文化模式的一种文化。他们宣称他们有权利被看作是澳大利亚一个特殊的民族——不仅仅是许多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一种，而且是惟一在澳洲大陆内部发展起来的民族。他们塑造澳洲大陆的环境和社会关系，作为一种文化出现至少有60，000年了，这比欧洲这个概念的形成还要早，他们代表着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遗产，对现代澳洲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然而，伴随着种族殖民主义侵略和定居的历史，他们被残酷地推到一边，处于边缘化地位，以致他们至今仍深受其害。他们是澳洲失业率最高的民族(23%的失业率，而全国的平均失业率为9%——澳洲统计1996B)，比社会其他人口承受更多的疾病和社会错位的痛苦。许多本土居民成功地利用现代政治文化的空间，为他们社区物质和社会条件的改变而斗争。“重新和解”是公众口号，这个口号提出社会理想：本土居民和白人应该共同努力战胜过去的分化。 具有丰富多样性的澳洲文化是以各种互不相让的少数民族话语为特征的。澳洲白人话语，以成功地在亚太地区创造了一个起源欧洲的现代社会为荣耀，以防止这种成功可能被异族传统取代的威胁而自豪。正如SINGH(2000：115)指出的：“在澳大利亚一些人仍然把白种人+国籍(或错认为)等同于澳大利亚人。”世界主义话语把澳大利亚看作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文化多样性的混合体，多样性使整个社会丰富多彩(参见SINGH，教师学习网络)。本土居民话语声称在形成澳大利亚独特性的特殊作用，争取得到文化的认同和社会经济的平等。所有这些话语都体现在澳大利亚学校课程和结构里。 二、存在文化问题的学校 像澳大利亚这样文化多元的社会里，作为多元文化分析的基地学校至少提供了3种民族样式。一些学校本土居民占优势；另外一些学校是许多少数民族多种文化混合，包括白种人在内；一些学校英国和欧洲后裔占主导。不管学校的民族组成状况如何，官方都要求学校的课程必须是多元文化的，让学生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和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 但是很难改变学校里的单一文化和民族中心主义传统。这种学校以后殖民眼光来看，我觉得是存在文化问题的学校，这些学校文化体现和延续了崇英主义。这种同化的方法是以狭窄的民族中心主义方式为盎各鲁-凯尔特儿童孩子提供教育，对非盎各鲁学生来说在情感上和智能上都是粗暴的。本土青少年可能充分意识到与其他大多数少数民族相比，教育体制没有给予本土居民同样多的机会。这立刻可以从数字上找到证据，这些数字揭示了澳洲本土居民的地位。教育统计数字表明澳洲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占成人总人口的25%，本土居民只有1.3%的人拥有学位。只有6.6%的本土居民完成了12年的高中教育获得证书，全国的平均水平是70%(澳洲统计1999A)。许多本土学生未读完10年级就辍学，即初中毕业。在过去的5年里本土居民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截止1999年大约66%的达到3年级的标准，1996年这个数字是20%。但是读、写、算的能力依然成问题，“许多本土学生经常比其他学生的水平低3—4个年级，离开学校的学生英语水平和6岁的孩子相当”。(MCEETYA2001)。 为什么本土居民没有从学校里得到与澳洲一般民众同样多的好处?我在澳洲作为师范教育工作者的经历对此提供了一些答案。我和同事们调查访问了偏远的农村本土居民社区，在那里白人老师管理的公办学校正在推行不适合社区需要的课程、教学和评价的模式，或者准确地说，不适合任何一个致力于尊重文化多元的国家中的任何社区(参见HICKLING-HUDSON，AHLQUIST，2003年将印刷出版)。这些学校的老师几乎都是白人，大多数刚刚教过1—2年，他们除了用崇英主义的方式教学以外，没有技能或接受过培训来为本土居民提供适当的教育——只是拥有4年的教育本科学位教育。从他们很高的辍学率和考试不通过率来看，许多这样学校的本土学生从为他们提供的教育中明显地被疏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