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02)04-0021-008 人们习惯地把世界文化简单地分为东、西两大板块，并形成一种刚性的研究模式，譬如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东、西方宗教、文化等等。讲中国史的往往脱离整个世界大背景，讲世界史的只是捎带提到中国。其实，“东方”与“西方”的概念只具有相对意义，方位的确定很大程度是欧洲人的视角，或者是站在亚洲的本位上去看欧美，而不是一个绝对可靠的分类体系。分别研究东、西方文化的特质和异同固然是必要的，但就整个世界文化来说，都使人产生一种割裂的错觉，看不清世界文化的源流与脉络，忽略了其间许多相关联、影响、渗透与互动的重大情节，因而防碍对世界文化的深入研究。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世界是一个整体，文化总是要不断传播和相互影响的，因此观察世界文化的视野必须日益扩大，关注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个区域，而是整个人类、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在一个长过程中考察世界文化，事实会清楚地告诉我们，东、西方文化并非从来就是在两股道上跑的车。东、西方文化的分野是往后的事，其间有一个漫长、纷繁的历史演化过程，绝对不是用简单分类法就能理清它们的谱系。当今世界已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政治多极化已成必然，再人为地从“理念”上筑建一道东、西分隔的高墙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要以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世界文化发展的轨迹，恢复它的本来面貌，把研究引向深入。 我曾经发表过一篇《世界文化之源在东方》的文章，文章说：“世界文明的星辰，最先在欧亚大陆和埃及升起，东方显得特别明亮。”东方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必须重新认识，它是世界文化的源头，给人类文明第一次巨大推动。我的根据有三：第一，四大文明古国在东方，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最先迈进了文明的门槛，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辉，它们不但文明起源“古老”，而且最先有了“国家”；第二，关系世界的重大发明，譬如文字、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及其他自然科学，还有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等，都可追溯到古代东方；第三，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源于东方，它们对世界文化的传播曾经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 地中海文明值得高度重视，它是世界文化交汇与激荡的漩涡，不但是欧洲文化与阿拉伯文化的渊薮，而且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地中海处在一个特别的地理位置，它介于欧、亚、非三洲之间，很难判定它是“东”还是“西”。奠定地中海文明的首先是埃及和巴比伦，而文化传播的则是腓尼基，由此引发了克里特文化和迈锡尼文化。也许是地理位置的优越，也许是历史的机遇，由于航海、贸易和战争，使希腊、罗马成为古代东方文化的最先受惠者，他们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把古代文化推向高峰。正因为人类文明在东方已有几个乃至十几个世纪的文化积累，使希腊一开始便可在较高的平台上树建自己的丰碑。然而，它的发扬光大，并使地中海文明充分交融的却是波斯与罗马帝国。要特别注意的是，地中海文明不仅包括埃及，巴比伦、腓尼基、波斯、希腊、罗马等许多文明在内，而且渗入了印度文化因素，中国的“丝绸之路”也以地中海为终端。因此，地中海文明与古代东方的文明是前后相续的两阶梯，是“源”与“流”的关系，而不是两个相互平行的系统。 世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演绎出多种文化，并逐渐形成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五大文化圈，它们是：佛教文化圈、汉字文化圈、游牧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文化圈”的理论，是德国的格雷布和奥地利的施密特创立的，核心是文化传播。文化的多元性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然而，在历史长河中，有的淘汰，有的衰落，有的崛起，于是，获得优先发展并处于强势的文化，便向四周辐射，影响其他的文化，逐渐扩大范围，形成一个具有某些共同因素的文化圈。这五大文化圈的形成，与四大文明古国和地中海有密切关系，而且传播文化的媒介和载体不同。它们并非一成不变，依时间、空间、条件而有盈缩，相互间有接触、碰撞、渗透、交叉甚至挤压、重叠，情况非常复杂，统称之“互动”。“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崛起，“西风东渐”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世界文化起了重大变化。 (一) 在五大文化圈中，有三个文化圈的形成与宗教有密切关系，或者说文化通过宗教的媒介而扩大传播范围，或者说文化通过宗教的媒介而扩大传播。在整个世界中世纪，世界文化的面貌很大程度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发展有关，这种影响到近代尽管有所减弱，但是依然存在。在欧洲，希腊、罗马的文化并没有直接传承下来，而是通过基督教影响欧洲中世纪长达千年之久，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在“复兴古典文化”的旗帜下才把希腊、罗马文化的精神拯救出来，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在“第三次结集”之后向外传播，南传到斯里兰卡、缅甸及东南亚各国，北传到西亚、中亚及中国，形成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后进一步向周边辐射，几乎覆盖整个亚洲。伊斯兰世界的扩展是惊人的，八世纪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以后陆续将伊斯兰教传入非洲、中亚、中国、印度次大陆、马来半岛及印度尼西亚，到了16世纪已造成很大势力。 从宗教历史形态学的观点看，由“自然宗教”到“人为宗教”是一次大的飞跃，它表明原始的宗教形态已渐消蜕，人为的因素上升到主要地位，也就是说，“人为宗教”的出现，主要是基于社会原因，而不是纯粹对自然的恐惧与崇拜。从“部落宗教”到“民族宗教”又是一次飞跃，它在一个较大范围把信仰统一起来。而从“民族宗教”到“世界宗教”更是一次巨大飞跃，它突破了民族的狭隘观念和国家的政治疆域，不因国家、民族的存亡决定它的命运，可以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找到适合它生存、发展的土壤。 不要认为宗教是“傻子遇着了骗子”，事实上，能在世界上广为传播的宗教，都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由社会原因导致的种种困惑与不解，正是宗教得以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在这一层面上讲，世界宗教所关心的，已经不是一小群人及其周围的环境，也不仅仅是某个氏族、部落、民族和国家生死攸关的人和事，而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具有世界性的宗教，其教义都饱含人生哲理，包括对人生现实的态度，对痛苦与烦恼的解脱，对“内在生命”的净化，对“人生终极”的关怀，对“彼岸世界”的追求等等。人们常说宗教是“统治工具”，这当然是不会错的，因为，宗教信仰的确是进行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要重视的是，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它给被欺压、受凌辱者一种“安慰”和“希望”，虽然死后未必进入“天堂”，但起码不致于完全绝望。正是这种原因，世界宗教既得到统治者支持，又为一般人所接受，特别是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更渴望宗教使他们获得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