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出塞和亲，名垂青史，万古流芳。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无数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和人民群众为她写下大量的咏唱、赞美之词。对王昭君这位民族团结的友好使者，这位为中华民族团结、和平、统一大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人们从史学、哲学、民族学、民俗学、伦理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多方面进行研究与挖掘，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简言之，王昭君和亲的意义早已超出了事件本身，形成了一种文化。这一文化，在历史传承中随时代的前进不断地充实其内涵和外延，愈来愈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独特魅力。这一文化的精神实质，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基本哲学思想之一——和。 说昭君文化实质为“和”，须先溯其源。众所周知，中国人历来崇尚“和”。从某种程度讲，“和”不啻是中国人的一项人生哲学。它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态和思维方式，渗透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国的社会进步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哲学概念的“和”，与“五行说”几乎同时产生。先人认为，“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生万物。”由此得出，“和”是万物得以生成之道。后来，老子、庄子、孔子都对“和”的哲学内涵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述，为“和”注入了社会、政治以及道德与伦理诸方面的内容。《老子》“六亲不和”、“和大怨必有余怨”，是就人际关系而言；“知知曰常，知常曰明”，是就认识论而言。《庄子》言“阴阳和静”、“和理出其性”，表述了主体意识通过修养达到的一种高尚境界。在此基础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和”及其“和而不同”的哲学意义加以阐述和发展，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概念和思维方式，并在实践中广为运用。国与国之间要“万邦协和”，人与社会要“国泰民安”，人与自然追求“天人合一”，人自身之和称为“吾养吾浩然之气”，人与人之间要本着“和以处众”、“和为贵”的原则来交往，集体或国家渡过难关要“和衷共济”，做生意要“和气生财”，艺术要符合“中和”的审美尺度等等。从根本上说，“和”就是中华民族的底蕴，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就是一部众多民族和睦相处、不断融合、统一且多样化的历史。中国人的理想社会模式是“大一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就是这一理论的自然结果。古人的“大同理想”，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五族共和”，共产党人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实行“一国两制”，无不体现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和”的精神。 昭君文化出自和亲，其核心就在于“和”。昭君之前亦有“和亲”先例，但都没有形成一种文化，探其缘由，都不是以民族和睦、团结为目的，而只是缓解矛盾的权宜之计，往往只是以狭隘的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如刘敬的“甥婿关系论”与董仲舒的“利动贪人论”。因此，双方并没有因“和亲”而安定、团结，反而在“和亲”后战争频仍，造成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经济遭受重创的局面。 而昭君和亲一事，与前述和亲有着本质区别。这次和亲虽然也是源自政治的需要，但从理论指导、汉匈双方主观愿望、王昭君个人的努力、和亲的客观效果及对后世的积极影响来说，都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和”的精神，所以，才成为历史上和亲成功的典范。 从汉朝一方来说，萧望之的理论对汉宣帝、汉元帝对待匈奴的态度起到了重要作用。萧望之是西汉名儒，其民族观源自儒家“和”的思想根基。他的理论和主张是历史上以“和”的思想处理民族关系的典范。他认为，匈汉两个民族的关系是平等的，在匈奴内外交困之时，不但不能“乘乱灭匈”，反而应“吊其民，辅其国”，“辅其危弱，救其灾患”，传播德、信，以服天下。汉元帝承汉宣帝与匈奴修好的传统，接受了萧望之的民族观，以“和”的政策对待匈奴，为汉匈间和睦共处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另一方面，汉在与匈奴近百年的战争中，虽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也付出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巨大代价，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因而统治者追求“和”的愿望是真诚的。从汉朝百姓来说更希望获得和平安定的生活。 再从呼韩邪单于一方来看，他汲取了匈奴与汉朝多年战争失败的教训，在匈奴内部分裂、天灾频仍、民族危亡之际，毅然改变前代单于的侵扰好战政策，诚心与汉和好，诚意归附汉朝，打破了“自三代(夏、商、周)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的旧传统，于公元前51年、前49年、前33年三次亲自朝见汉帝，并在最后一次朝见时，提出愿当汉家婿，与汉朝进一步亲近。为表诚意，呼韩邪单于与汉将韩昌、张猛立下盟约：“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呼韩邪单于破除旧俗，开了北方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接受中央政府领导的先河。他的和亲并非一时之计，而是以两民族安定团结、长久和睦为目标。 王昭君是一根纽带，使汉王朝与匈奴双方在“和”的旗帜下走到了一起，将和亲前后汉匈80年的历史贯穿起来。和亲的成功，与昭君个人克服种种困难，自觉维护和平有重大关系，也使她成为民族友好的象征、民族团结的化身、民族理想的寄托，真正契合中华民族憧憬各民族友好相处、实现大同社会的愿望。 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和”的精神与“和”的实践，顺应了当时民族间求和、求稳的历史大趋势，反映了进步的先进的文化，推动了汉匈间的友好往来，扩大了汉匈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使中原文化进一步向漠北地区传播，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维护和巩固了祖国的统一以及边疆的稳定，完全符合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后世树立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繁荣与进步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