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一直存有争议，随着政治气候的变迁，有时把传统文化捧得很高，尤其是把两千多年前产生的儒家思想，捧为永放光芒的思想主张，甚至连同孔子之后所出现的一切进步思潮，包括资本主义思潮的各个流派，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潮都为之不及。另一方面，全面否定传统文化也时有出现，其中以“文革”初期的扫“四旧”，以及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河殇派”为代表，都是不加分析地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当然，这两种取向对社会所产生的实质影响都是不好的。他们对旧传统的过激行为，或者是对“彻底决裂”思想的一种幼稚的误解，或者是受外来文化一种表象的诱惑而产生的。这种思想和行为对社会历史文明有一定的破坏性，但它毕竟是短暂的，影响是有限的。由于传统文化牢牢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之中，植根于社会意识之中，否定派的思想主张不可能产生太长久的影响。 而全盘肯定的思想主张则不同。从近代中国的历史看，全盘肯定一直影响中国文化的革新进程。因为传统文化有极其深厚的根基，由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铸造，传统文化中夹杂着许多封建糟粕。历代权势者又常常以封建主义来巩固自身的地位，而这种习惯势力又是广大百姓自发维护的一种不容易抹去的意识。它的危害性，主要是表现在朝野上下都不容易看清楚，而自觉不自觉地去维护它。如封建特权、家长制、一言堂都是常见的历史怪胎，又都是为一些权要者所喜好而难以克服。因此，全面肯定对中国历史进程危害更大，影响更深远。这里不想作具体分析了，只想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谈几点想法： 其一，对传统文化要有批判地继承。这是因为在传统文化中存在着精华和糟粕两个部分。其中糟粕部分经过批判后要加以扬弃，诸如自然科学著作中所包含的封建迷信的内容，或由于时代局限而做出的种种错误的解释。又如道德遗产中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这些糟粕用近代的思想，即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或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它，都不难辨别它们的糟粕本性，认识它是为了扬弃它，这个部分处理起来比较容易。而精华部分则不然，不少人以为既然是精华就不用批判，拿来就可以用。其实，并不那样简单。精华部分也是历史的产物，都带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例如，“忠”和“孝”都是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忠”在封建社会有各种不同含义，如《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弃事不忠”，这里的“忠”是指忠于职守忠于事业；而《论语·子路》记有：“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这里的“忠”明显是指为人忠厚、忠诚老实。但封建社会的忠更多的是指忠君，例如《左传·僖公五年》：“失忠与敬，何以事君?”《左传·宣公十二年》：“(荀)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这里的“忠”显然是指忠君。随着封建集权的加强，“忠君”意识越来越浓厚，忠君成了封建社会最高的道德规范，“忠”的主要含义也就成为忠君。而社会主义国家，对“忠君”思想自然要进行批判，使“忠”的含义成为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事业。这样一来，“忠”的外表是一样的，而“忠”的内涵却有了质的变化。又如“孝”，几千年来一直是维系父子、长幼的人际关系，使民众之中的孝敬长辈以及“老有所终”、“老有所养”成为人类一种普遍的美德，这当然是有其合理性的。但不同的社会形态，“孝”的本质并不是一样的，在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中，“父为子纲”是不可更改的，父子关系极不正常，在“父叫子死，子不得不死”的严酷教条中，不少子辈失去了做人的权利，产生了不少人生的悲剧。而社会主义社会提倡“孝”，则主要是指社会义务，是指尊敬父母，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终”，它是社会道德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二，批判继承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传统文化来说，凡是有合理内核的都可以批判继承，但要作具体分析。例如气节观，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历代地主阶级思想家提出的一些做人的标准，如孟子在论及大丈夫的标准时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孟子·滕文公下》)这是孟子为封建地主阶级规定的道德规范，但却含有许多合理成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凡和气节有关的著名人物，都引此以自励，或以此为标榜。封建社会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也如此。我国知名的资产阶级教育家蔡元培提出，自由、平等、博爱是“道德之要旨”，他在解释这个“道德之要旨”时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宇宙风》第55期)显然，蔡元培也认为孟子这个气节观是可以作为资产阶级道德楷模的。同样的，无产阶级经过批判和改造后，也可当成共产党人的道德要求。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作了这样的改造，他说：“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不同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而同别人比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能够在患难时挺身而出，在困难时尽自己最大的责任。他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在这里刘少奇把孟子的气节观改造成为共产党人的气节观。类似这样的内容，还有荀子的德操观、范仲淹的忧乐观、文天祥的生死观等等。这些都是跨越时代的优秀思想，经过批判继承是可以成为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内容之一的。 另一种情况，即第二种情况，就是用气节观评价具体历史人物时，就要作认真的具体分析。文天祥和史可法，一个是反元英雄，一个是抗清英雄，他们被俘之后，视死如归，“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们之所以垂青后世是因为他们的崇高民族气节。在近代中国诸如林则徐、陈化成、裕谦以及邹容、陈天华、秋瑾等人，还有无数反对外国侵略，在抗日战争中以高昂的民族气节洒下最后一滴热血的抗日将士和共产党员们。这种气节观始终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品德的一个部分。 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所有视死如归的人都是值得肯定的。由于旧历史观的影响，人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对符合历史潮流，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并不太重视，而对气节的笼统要求较多，评价历史人物时就有欠公允。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旧历史观对他们歌颂了两千多年。还是毛泽东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他们做出评价，指出他们是对祖国不负责任而开小差的人物，不值得歌颂。伯夷、叔齐之所以不值得歌颂，是因为他们反对武王伐纣，反对祖国的进步事业，他们的行为不利于祖国的统一，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所谓气节或骨气实际上是旧势力的死硬派，是不值得称赞的。在中国历史的演变中，特别是改朝换代的时候，有一部分人不管旧王朝多么腐败，总抱着“忠臣不事二主”的信念，甘心做旧王朝的殉葬品。这些旧王朝的遗老遗少由于他们死硬派的行为博得一部分后人的称赞而流芳于世，甚至占据了历史的光明面，这当然是不正常的。而一些从旧的腐败王朝走到新王朝并为新王朝安邦定国起了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则往往遭到指责，这当然也是不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