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为人从传播起。传播是人的天性亦是文化的本性。文化传播使人成其为“人”，使人成其为“类”。 文化传播拓展了文化时间和文化空间，从而也拓展了人类生命存在的时空形态。文化传播可谓左右旁通，环环相扣。文化传播是文化研究之网的“纽结”，抓住了文化传播，也就抓住了文化研究的关键。 传播是促进文化变革和创新的活性机制。传播是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 文化传播产生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文化传播深度地卷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当代人类的主要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 文化传播是人类特有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传递扩散和迁移继传现象，是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变、共享、互动和重组，是人类生存符号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传播者的编码和解读者的解码互动阐释的过程，是主体间进行文化交往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 文化与传播是互动的和一体的。文化的传播功能是文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功能，文化的其它功能都是在这一功能的基础上展开的。 文化传播既促进了多元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同时也加速了全球化进程。 传媒的世界化和世界的传媒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透过传播认知文化、认知社会和人类自身，将成为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场变革。 一、文化传播：人·媒介·社会 文化传播(Cultural Communication)与人的精神交往活动充满了许多让人费解的谜，以致有学者把它称为20世纪哲学最大的难题，即“主体际困境”。主体际何以可能成立?人与人之间何以可能交流?人与人何以可能通过交流建立多极主体共在的共同体?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智慧的哲学家们。 人之为人从传播起。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他的文化传播方式，也可以说，一个人的文化传播方式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正如美国文化传播大家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所言：“我们既不完全像神，也不完全像动物。我们的传播行为证明我们完全是人。”(注：[美]W·施拉姆：《传播学概论》，3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文化传播总是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交织在一起，成为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必不可少的交往活动。正如人的生存离不开空气一样，我们也离不开文化传播。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Terence Hawkes)认为，“人在世界上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交流。”(注：[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12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当代人对社会生活的阐释，当代人的文化实践活动和文化创造活动都与传播息息相关。文化传播成了当代人类的主要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 我们谈论文化传播，也就是谈论我们的文化和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如何理解周围的世界?如何理解我们的社会?历史上人们彼此是如何交往的?文化传播的本质及其特征何在?媒介变迁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有何内在关联?是媒介在控制人还是人在控制媒介?如何理解文化传播的功能及其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文化传播在当代的表现形态是什么?跨文化传播的现实境况如何?如此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文化传播研究也必然要表现出自己的关注和思考。 文化传播何以可能?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呢?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传播的时代。20世纪人类最大的嬗变是文化传播对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全面渗透。文化传播将是21世纪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主题和中心视界之一。文化传播作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表征和特权，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和工具。文化传播既改变了人类也改变了世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文化传播。事实表明，文化传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深度地卷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它同人类朝夕相伴，如影随形，与生俱来，共同绘制出人类历史的壮丽画卷。我们可以说，文化传播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样式，是人类社会最普遍、最重要、最深层和最复杂的现象之一。 传播是人的天性亦是文化的本性。走进历史和现实深处我们便会发现，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化传播的历史。文化传播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文化传播冲破各式各样的社会藩篱，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过程。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变迁与转型、差异与冲突、整合与创新、生产与再生产，都与文化传播紧密关联。文化传播作为一种最富有人性和人情的社会活动，使人成其为“人”，使人成其为“类”。一句话，文化传播与人类文明共振起伏、互动互进、休戚相关。没有文化传播，便没有人类的文明。文化研究富于变化，确实很难把握。文化传播可谓左右旁通，环环相扣。文化传播拓展了文化时间和文化空间，从而也拓展了人类生命存在的时空形态。因此，只有通过文化传播的研究，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动态过程中，方能真正把握住文化。显然，文化传播是文化研究之网的“纽结”，抓住了文化传播，也就抓住了文化研究的关键。 传播是促进文化变革和创新的活性机制。文化不是一个被动凝固的实体，而是一个发展变动的过程，是一个“活”的流体。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文化既是“名词”又是“动词”。说到底，人类文化是一个不断流动、演化着的生命过程，文化一经产生就有一种向外“扩散”和“传递”的冲动。传播是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文化的差异性、社会性和符号性使文化传播“势所必然”并成为可能。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称文化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社会学家查尔斯·科利(Charles Coughlin)认为文化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和通过空间传达它们和通过时间保存它们的手段。”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强调：“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传播。”(注：转引自周晓明：《人类交流与传播》，1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这些描述说明了文化传播的可能性、普遍性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