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中，文化保守主义者即便不是穿着长袍马褂的食古不化、抱残守缺的古 董先生，也至少是以拒斥西方文化、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因此，人们在评述保 守主义者的学术观点时更注重的自然是他们的国学背景。但是，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都有着深厚的西学背景，甚至可以说他们所接受的西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并不亚于同时 代的激进主义者。而且，他们的西学背景对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形成又有着相当 密切的关系。我觉得，离开了他们的西学背景来探讨其学术立场，往往会有意无意地遮 蔽或改写他们的真实主张，也就不利于全面完整地总结近代以降中国思想、文化的演进 历史。 一 中国之所以产生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西学的涌入。晚清时期，随 着西学的大举进入，中国士大夫开始痛苦地意识到，在强大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 传统文化已面临灭顶之灾。看看王韬当年的表白，我们就能领略到对传统文化一往情深 的士大夫们的切肤之痛：“世变至此极矣，中国三千年以来所守之典章法度，至此而几 将播荡澌灭，可不惧哉!”(注：张岱年主编：“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园文录外编》， 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0页。)张之洞亦发出了“儒术危矣”的慨叹(注：张 之洞：《劝学篇·循序第七》，载《张之洞论著选辑》，台湾巨人出版社1978年版。) 。既然领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就要灭亡的恐惧，那么力图维护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的“ 有志之士”们奋而去“保”去“守”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 西学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催产婆。 当然，仅像那些顽固不化者那样一味地拒斥西学，是无法在激烈的中西文化碰撞中维 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的。吸纳西学以达到文化保守之目的，正是以曾国藩、冯桂 芳、王韬、薛福成、张之洞等为代表的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派”与顽 固派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张之洞明确说过：“今日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 。”(注：张之洞：《劝学篇·循序第七》，载《张之洞论著选辑》，台湾巨人出版社1 978年版。)曾国藩能集理学家和洋务派代表人物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头衔于一身，就与他 在西学的激活下改造理学的努力密切相关。自冯桂芬在1861年提出著名的“以中国之伦 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注：张岱年主编：“中国启蒙思想文库”《采西 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的主张始，这种 “中体西用”的模式就成了一条中国文化救亡图存的重要路径。“体用派”虽然还坚持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但对“西用”的热衷事实上已将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学无 力应对世变的缺陷暴露无遗。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比他的前辈的高明之处，最主要的就 在于，他注重道德内省之外更加讲求经世之学，从而恢复儒学的“外王”功能。曾国藩 之作为理学家的学术底蕴在1990年代的“国学热”中备受学界关注，但我觉得，曾国藩 的西学背景更是成就曾国藩的关键所在。我们不能忘了，像容闳、华蘅芳、李善兰、陈 兰彬、徐寿等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西学人才，都曾集中在曾国藩的幕府中，尤其是 其中的容闳，是“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于1854年毕业于世界一流的美国耶鲁大学(注 ：刘大椿、吴向红：《新学苦旅》，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55页。)。其 幕府中著名的有“曾门四弟子”之称的两人——薛福成、黎庶昌都曾远涉重洋，访问过 欧洲，对西学有着更切身的体会。 康有为的儒学宗教化努力也同样有着深厚的西学背景。与曾国潘、张之洞等努力恢复 儒学的“外王”功能从而达到改造儒学之目的不同，作为“孔教派”首领的康有为，其 改造儒学的路径则是试图实现儒学的宗教化。康有为把立孔教为国教作为他一生不变的 。在孔子成了方兴未艾的各种新思潮攻击的目标之时，仅这一点就足以凸现出他的文化 保守本色了。而当他与作为孔教会名誉会长的张勋于1917年共同策划臭名昭著的复辟事 件之后，在崇尚西学的文化激进主义者眼里，就更是被等同于顽固的遗老。但在文化观 上，康有为又显然与顽固派不同，他对儒学的改造和对孔教的痴迷，与他以开放的心态 吸纳西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因戊戌政变的失败，康有为在1899年至19 11年的十余年时间里一直流亡海外，这么长时间的海外经历对他的文化观不可能没有影 响。康有为将儒学宗教化的最初动因就是为了抵制西方宗教的大举进入，在西方传教士 在华活动日渐频繁的时候，他有了比张之洞“儒术危矣”更为沉痛的危机感：“若国步 稍移，则彼非金元无教者比也，必将以其教易吾教耳。犹吾孔教本起中原，散入新疆、 云南、贵州、高丽、安南也。以国力行其教，必将毁吾学宫而为拜堂，取吾制义而发挥 新约，从者诱以科第，不从者绝以戮辱，此又非秦始坑儒比也。”(注：《戊戌变法前 后·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页。)从中可看出康有为把西方宗 教侵略的危险过于高估了，但也可看出，康有为那立孔教为国教以抵御西方宗教入侵的 努力还是真挚而不无悲壮的。不过，康有为的宗教思想并非纯然是土生土长的，也来源 于他对西方宗教的学习。这一点可以梁启超的话为证：“先生幼受孔学，及屏居西樵， 潜心佛藏，大彻大悟。出游后，又读耶氏之书，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绍述先圣， 普度众生为己任。”(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六)，中华书 局1989年影印本，第67页。)康有为不仅借鉴西方宗教形式，去建立孔教的教规、教会 、教律和礼拜形式，而且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还处心积虑地以西学中的资产阶级政 治学说以及民主、自由思想来赋予儒学以新的意义，比如他在《孔子改制考》中提出的 著名的“三世说”，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 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了君主专制时代、君主立宪时代、民主共和时代。比如他以 博爱、平等来诠释原本等级森严的儒学。他说“博爱之谓仁”(注：康有为：《论语注 》，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5页。)，他在诠释《孟子》“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 谓也”时，认为“此孟子特明升平授民权、开议院之制，盖今之立宪体，君民共主法也 ，今英、德、奥、意、葡、比、荷、日皆行之”(注：康有为：《孟子微》，中华书局1 987年版，第20、23页。)，并指出“人人独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不相侵犯、 人人交相亲爱，此为人类之公理”(注：康有为：《孟子微》，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 0、23页。)。从康有为的以西学改造儒学的努力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保守者的创新意 识并不弱，就如曾以《猛回头》、《警世钟》表现了激进的革命立场的陈天华所说的那 样：“不想守旧则罢，要想守旧，断断不能不求新了”(注：张岱年主编：“中国启蒙 思想文库”《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