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02)05-16-04 一、文化研究的起源 据英国威尔士大学哲学系两位学者安德鲁·爱德加和彼德·塞奇威克主编的《文化理 论的主要概念》一书，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有两种定义：一是宽泛地指对文化 的多个方面的研究，在这种定义上，它等同于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志和文学批评等学 科的学者对文化进行的多种理解和分析；二是更为准确地指一个独特的学术研究领域(a distinctive field of academic enquiry)。[1](P.P.101-102)本文的论述即在后一 定义上展开。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其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由理 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所做的研究工作，因而也就可以追溯到成立于1964年并先 后由霍加特和斯图亚特·霍尔担任主任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Birmingha 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的学者所从事的研究。[1](P.P.101-1 02)因此，霍加特、威廉斯和霍尔通常被认为是文化研究的奠基人。[2](P.368)而霍加 特的《有文化的用处》(1958)，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1958)，《漫长 的革命》(1961)等著作则被大多数学者公认是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伯明翰大学当代文 化研究中心第三任主任理查德·约翰生指出，文化研究在政治和思想上各有其传统。在 政治上，文化研究的产生与英国的新左派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许多文化研究的奠 基人，如威廉斯和斯图亚特·霍尔等，同时又是新左派的核心成员。通过他们，新左派 在文化问题上的一些重要观点对后来文化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在思想来源 方面，文化研究可以上溯到英国文学批评家F.R.李维斯和以他为代表的“细绎”集团。 [3](P.P.2-3)李维斯从本质上而言是一位有着精英文学思想的新批评家，其文化研究思 想属于现代性的范畴。[4](P.187)在李维斯看来，现代社会的危机并非存在于经济方面 ，而主要存在于精神和文化方面，他主张为了拯救现代社会，必须恢复古老的有机社会 的价值观念，而这需要借助于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即经典(canon)的力量。基于这一立 场，李维斯批评大众文化缺乏“道德的严肃性”和“审美价值”。文化研究的早期代表 如霍加特和威廉斯等在批评方法和文化观念上曾受到李维斯的影响，但在对待大众的态 度上却与李维斯等人有着重大的分歧。这两位具有工人阶级家庭背景的左翼批评家共同 关注英国在战后的重建，认为工人大众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和“文化资本”的重组分配具 有重要意义。他们一同致力于大众和工人阶级的“平民文化”的建设，批判资产阶级和 上层社会的所谓“高雅文化”及其文化霸权。霍加特在其战后最有影响的著作《有文化 的用处》中，主张当代批评家把批评和研究的触角指向一个长期为人们所忽视，但是实 际上却很有活力和影响的文化现象：大众文化和文学。而威廉斯，这位资深的马克思主 义批评家在其《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等著作中，明确地与那种传统的、超功 利的，仅仅局限于精英范围内的文化定义告别。他要求我们把文化过程当作一个整体来 看待。因此，对思想和艺术的文本分析应当和对它们所从出的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分析相 结合。他对文化的三种界定方式进行了概括，尤其是他所下的“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 方式”的定义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根据这一定义，文化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阐 发某些伟大的思想和艺术作品，而且是阐明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意义和价值，理解某 一文化中的“共同的重要因素”。[3](P.7)此外，威廉斯在其建构“文化唯物主义”的 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中，对这一新的唯物主义的概念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他认为文化唯物主义与传统的以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为理论出发点的唯物主义的不同之 处在于前者更重视语言的重要作用；而与结构主义的不同则在于它强调“有活力的语言 ”和“语言的发展历史”，注重语言的实际社会运用和意义的历史变化，从而丰富和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理论，对后来的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5 ](P.22)1964年，霍加特在伯明翰大学创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并出任中心的主任。该中 心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依照霍加特所规定的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严肃探讨文化自身的政治 功能，以便对社会民主的权力集团进行批判；二是研究者因文化研究的转向所需而修正 其原有的模式，从而使文化研究越来越与政治相分离，越来越朝着其审美的一面发展， 对文化形式的研究也从关注文学经典逐步转向包括影视制作、文化工业、音乐、广播、 爵士乐和服饰等在内的通俗文化艺术形式和消费文化。[6](P.75)而就文化研究的体制 化而言，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建立标志着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体制内部得到 初步确立，从而为文化研究在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从其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 发端于英国算起，文化研究迄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并已发展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学 术研究领域。 二、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征 文化研究本质上具有的开放性和实验性决定了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征。关于这一特征 ，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有较多的论述。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文化研究读本》主 编西蒙·杜林在该书导言部分论述到：“它(文化研究)并非一门学科，而且它本身没有 一个界定明确的方法论，也没有一个界限清晰的研究领域”。[7](P.1)来自澳大利亚昆 士兰大学英文系的文化研究学者格瑞麦·特纳在其专著《英国文化研究导论》中指出： “把文化研究看作是一个新的学科或者是互不相关的诸学科的一种组合是一种错误。文 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某些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结合到了一起……” 。[8](P.11)澳大利亚的另外两位学者乔恩·斯特拉顿和莱恩·昂在其合写的《论全球 文化研究的不可能性——‘国际’范围内的‘英国’文化研究》一文中论述道：“作为 一个被各种各样的拥护者以多种方式挪用的一个称号，文化研究的特征变得越来越难以 捉摸，与传统的诸学科相反，文化研究拒绝根据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或一个确定的理论 原则或正统观念来界定自身”。[2](P.361)在该文的另一处，她们提到她们被反复告之 说“文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甚至是反学科或超学科的事业”。[2](P.361)英国开放大 学教授、文化研究的权威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指出：“文化研究有许多轨道，许多人过 去有，并且现在还有通过它的不同轨道，它是由一些不同的方法论和理论立场所建构的 ，而这些方法论和理论立场还处在人们的讨论之中”。[2](P.361)另一位来自开放大学 的学者托尼·本尼特也评论说“文化研究所组成的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理论和政治传统 或学科，倒不如说是一个许多知性传统已在其中找到了一个暂时的汇合点的引力场”。 [2](P.361)而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征又决定了其研究范围的广泛性、研究取向的多元化 及研究方法或视角的多样化。就研究范围而言，当今的文化研究包括了以研究后殖民写 作/话语为主的种族研究(其中包括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斯皮瓦 克的第三世界批评和巴巴的对殖民话语的戏拟、混杂及消解)；以研究女性批评写作话 语为主的性别研究；考察影视传媒生产和消费的大众传媒研究；以对东方和第三世界所 作的多学科和多领域考察为主的区域研究(如“亚太地区研究”等)及文化全球化理论研 究。[6](P.69)就研究取向来说，文化研究采取了旨在削弱和批判帝国主义和宗主国文 化霸权的后殖民及第三世界批评取向、后结构主义的消解逻各斯中心的解构取向、女权 主义者对男性世界的批判取向、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批判取向和针对某一区域 的多学科考察和研究取向等。[5](P.163)而在研究方法或视角上，文化研究的实践者借 鉴了诸多人文与社会科学如语言学、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 和文学批评等的理论和方法，并将其用于自己的研究之中。文化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 一的霍加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其《有文化的用处》一书中，他成功地将文学批评 的方法应用于通俗文化研究，把流行音乐、通俗期刊等大众文化现象均作为一个个具体 的文本来加以分析，为早期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范例。此外，在该书中他还同时 采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呈现出一种多学科的批评倾向。[3](P.6)斯图亚特· 霍尔这位在文化研究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著名文化理论家熟谙多种理论及分析方法 (如无意识与精神分析理论、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福柯后现代主体理论和女 权主义等)，并在研究主体、身份、权力与文化的关系和大众传播等问题时借鉴并运用 了这些理论和分析方法。[9](P.P.345-358)例如，在分析权力与文化的关系这一问题时 ，他采用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中有关能指与所指关系的符号分析方法。[2](P.2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