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传统国民意识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我国传统国民意识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消费意识：现代经济发展中，消费者的最终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对于经济 增长意义重大。但就现实而言，我国国民的消费尚未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提供稳 定和持久的动力。我国国民目前的消费方式主要有两类：勤俭节约型的保守性消费和铺 张浪费型的奢侈性消费。前者的社会表现是一大部分国民省吃俭用将收入尽量存入银行 ，任凭政府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控也自岿然不动，后者的社会表现是部分国民在消费层 次上大肆攀比、铺张，形成跟风式的消费潮，高消费现象比比皆是。这是导致我国国内 企业生产的中低档产品在形式上供过于求、大量积压的现象和进口的高级消费品供不应 求现象同时并存的原因之一。这样的消费状况固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保障制 度不健全，二元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收入水平、收入差距等因素有关，但不可否认传统消 费意识在其中发挥的影响。在我国传统消费意识中，人们的生活应该是勤俭的，但奢与 俭的标准却依“礼”而定——取用有度、用财有制，超越“礼”之限定的消费即为奢， 俭也并非越俭越好，而是严格遵守“礼”所限定的生活待遇，而“礼”则是严格的名分 等级制度。如孔子因管仲的消费逾越了人臣之礼批评其不俭，“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 ，焉得俭”；孔子弟子颜渊死后他不卖车为其买棺材，因为孔子认为颜渊不应享受棺木 ，而且“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1]。目前，传统消费意识对现实消费行为仍 有较强的影响，一部分国民虽有较高的收入水平，但惟恐因“露富”而招人非议，故保 持相对较低的消费水平，另有一部分国民急于通过自己的消费水平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 位，从而导致过分的高消费。这两种消费意识都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人口意识：目前，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为世界各国所重视。 我国虽然以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可耕种土 地相对缺乏，面临更为严重的人口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如就业问题、粮食问 题等等[2]。造成我国人口问题的原因很多，国民传统的人口意识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 因素。对我国国民而言，“多子、多孙、多福”的理念可谓根深蒂固——对于个人，结 婚生子、续香火、守宗庙是必须尽到的义务，以免绝了先人之祭祀，因此，“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而“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3]，所以君子不应谴责他；对于统治者 ，国家治理得好，人民自会安居乐业不外流，远方的人民也会来投奔，人口就会大大增 加，人口多否成为衡量统治者是否善于治理的标准，因此“广土众民，君子欲之”[4] ，而“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5]。这样的人口意识在我国历史上对农业社会的 稳定和发展固然曾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解决了劳动力缺乏的问题，使得我国成 为农业经济时代的世界强国，但在工业经济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和人力资本日益 成为关键要素，传统的人口意识已经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和文化包袱。 创新意识：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但在我国传统国民意识中，创新意识相对来 说是比较缺乏的。首先，在社会生活方面，“修”、“齐”、“治”、“平”等大道理 和上古唐虞三代的无中生有的“盛世”等，始终作为理想的生活被颂扬和憧憬着；其次 ，在学术理论方面，强调的是对古代圣贤的崇拜和对权威的服从——“因为中国在先秦 时候，孔子他们这一般圣贤，都已经将那些人生理想讲得很高深，以后实在很难超越… …中国的理想本来已很高，很完美，直到今天，依然未能超过他……这就是说，我们固 有的崇高的理想，到现在还未十分达到，将来还要这样做去。”[6]——怀疑当然是不 被允许的，至少是不鼓励的。这样，再加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长期管制， 使得祖宗遗留的、权威的和大众普遍接受认可的事物或习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甚至被 涂上种种神圣色彩，不可动摇也不可僭越。另外，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社 会取向下，有所作为的人只求读书讲经和道德修养，并力争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治生活 ，而自然科学则被看作雕虫小技，被视为“鄙事”[7]。在这种意识主导之下，很难实 现创新，自然科学的研究和科学技术的运用受到很大限制，以致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长期 停留在简单的经验重复层次上。 公共关系意识：几千年儒家文化的熏染和教化，在我国国民中形成了一种以“义”、 “礼”为核心的带有浓厚等级色彩的群体主义的公共关系意识。这种传统的公共关系意 识由两个方面构成——在平等主体之间，人们奉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原则 ，重人情而贵亲疏，讲究以“君子协定”的方式处理经济事务，按照人情关系的远近亲 疏分配社会资源。在不平等主体之间，大行其道的则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 等级原则，官员阶层普遍贱视生产劳动和世俗经济活动及其从业者，形成了“万般皆下 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思潮。这种传统的公共关系意识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着我国的社 会经济生活，其负面作用主要表现在：社会成员的契约意识淡薄，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信 用危机之中，人情关系的运用更加深了这一危机；道德代替法律、人情大于法制的现象 比比皆是；官员特殊化现象非常普遍而且制度化，拉大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距离。此外 ，我国传统国民意识中存在着浓厚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家族意识，造成宗法文化在社 会生活中广泛扩散，在官僚制度的催化下往往形成从上到下的裙带关系和部门意识，出 现形形色色的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