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即以魏源等为代表的了解西方，了解世界，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张之洞等为代表的主张以传统文化为本体，借鉴学习西方应用科学技术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以胡适等为代表的对传统文化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主张比较系统地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充分世界化”。这三个阶段，体现了时代发展的渐进性和思想界对现代化的认识深度的渐进性。而发生于“五·四”前后的第三阶段，对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影响的推进的作用，在历史上最为强烈也最为重要。本文仅就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胡适的文化思想的心路历程作些阐述。 一、研究问题的改良观 胡适主张改良，他很明确地表示应注重具体问题的研究解决，不主张通过主义来寻求所有问题的根本解决。他认为那样做是不可能的，即使一时痛快，于人类、社会、文化发展是无补的，或者说是弊多于利的。因此，他从社会改良的基本观念出发，指出高谈“主义”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因为那样只需要“买一本实社《自由录》，看一本两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高谈无忌”，而所谓的“根本解决”，“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①”而对待社会的问题，诸如“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②等等，他强调都要进行研究，而且要从一个一个具体问题入手。他指出：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设的解决，认为我们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③。在胡适看来，社会是种种势力造成的，那么，改造社会就须要改造社会的种种势力。但这种改造决不可能是笼统的改造，决不可能是所谓“根本解决”，而只能是一点一滴的改造，“是这种制度那种制度的改造，是这种思想那种思想的改造，是这个家庭那处家庭的改造，是这个学堂那个学堂的改造”④。正因为如此，有志于改造社会者就必须“存研究的态度，做切实的调查，下精细的考虑，提出大胆的假设，寻出实验的证明”，这便是从社会改良的角度研究问题。“具体的问题多解决了一个，便是社会的改造进了那么多一步”⑤。这是胡适以研究问题入手的社会改良观的基本思路，是他充满理性思考而又明白浅显的理论阐释。 这一基本思想，大体上贯穿了胡适的一生。“五·四”前后，胡适藉以得名的倡导文学革命运动，正是从研究问题入手，通过对文学史的深入研究，发现“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而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发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从而提出“白话文学正宗”论。他首倡的这一文学变革，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语言形式的解放，为国人开了方便之门。它一方面承接了“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社会文化发展规律，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基础；一方面又促进了我国现代科学教育，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因为现代语言形式除了其本身的学科意义之外，还是一种交流思想、传递科学文化的工具，我国现代科学教育正是藉学科这个工具的改进而迅猛发展起来的。从这个角度看，“文学革命”对于我国现代文化转型的影响是至深且巨的，无所不在的。 胡适所从事的文化思想建设，大体上也是从研究问题入手的。如教育问题、孔教问题、礼教问题、大学开女禁问题、女子解放、婚姻家庭问题、贞操问题、政治经济问题等等，胡适均有程度不同的研究。有的研究形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触发了社会的改良，如教育问题、孔教问题、大学开女禁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等；有些研究，改良或改造的效果不很明显，这与时代环境有很大关系。如政治经济问题，从社会方面说，是因民族危机的紧迫而难以顾及，军阀混战的频仍而难以施展；但研究者的学力及其较为笼统的方式，缺乏深层改革的可行性理论及可操作性程序，也是原因；更重要的是光凭一些学者的议论，而没有足够的社会大众的思想基础，如教育基础、民主思想基础，难以动摇政治经济制度的根基，所以效果不显著。 二、输入学理的现代意识 上述的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是紧密地相互联系的。简单的问题研究，也许不太需要输入学理来作为理论方法的指导和论证材料的比照参考；但稍为复杂的问题的研究，缺乏新的学理方法和比照参考的材料，就很难获得研究的进展和成果，也很难发现研究的意义。这就涉及研究问题的学理方法和参考材料。在胡适看来，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就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进行这种“评判”，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⑥。因而胡适认为，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是新思潮的两项手段。 胡适在研究问题中是比较自觉地融入了西方学理的，比如杜威的“要求解决疑难是整个反思过程中固着的、指导性的因素。……具体的问题决定了思想的目标，而这一目标控制着思想的过程”⑦。无疑，这正是胡适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再如，他自觉地概括和运用杜威论思想的“五步法”等。这些学理，成了胡适研究问题的思想武器。胡适所概括的研究问题的三步工夫和那“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真言，其中除了有我国传统治学方法之外，很大程度上打上了西方学理的烙印。这是就学理方面而言。就胡适运用比照参考的材料而言，如他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就是他在深入研究了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之后，发现“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⑧；发现“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他举出意大利、英国等国的国语，都是这样由文学家造成的⑨。可见，胡适在研究问题之时，不仅自觉地输入学理，而且自觉地运用比较方法，以西欧历史发展演变的事实，通过比较推论，来帮助建立及证明自己的假设。还有，他在研究社会、家庭、女子解放问题之时又多从易卜生的戏剧及著作中吸取学理的养料。研究贞操问题、大学开女禁问题等，又多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比较开放自由、尊重个性的事实材料来加以比较，以此来突出问题，求得社会改良的若干参照。特别是胡适的整个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以及终生坚持的态度；他对民主法制的社会理想的企求；他对人权保障的呼唤；他对真的个人主义（即个性主义）的推崇及改良社会的强烈愿望；他在中西文化、中西民族比较中的强烈的反省意识；他对国民教育、高等教育、普及教育的充分重视；他的把自己铸造成器必于国家社会有益的观点等等，均不难见出其融合西方学理的深深印痕。胡适特别强调在研究问题时要输入西方学理，并以此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这种输入学理的思想，不仅对研究问题有很大帮助，对于整个学术文化、科学文化的发展，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