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中东路事件”是伴随中共党内“托派”问题形成的重大历史事件。本文指出：中东路事件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党内“托派”问题产生的“契机”，围绕中东路事件产生的中共党内“托派”问题，与苏联共产党内的“托派”问题，在实质上有很大区别；中共党内“托派”问题的产生，是中共党内及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所产生的不同意见，渗入了苏联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后产生的。明确地说，陈独秀对中东路事件的正确认识，影响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意志在中共党内的体现，特别是影响了苏联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实现，这是中共党内“托派”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 中共党内托派问题最先酝酿和产生于20年代中期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中间。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苏联共产党内展开两派间的大辩论时，许多留苏的中国学生卷入其中。1927年底，苏联国内开始“肃托”后，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被遣送回国。随着这些人的回国，“托派”的影响才日益渗入到中共党内。陈独秀等通过这些留学生，在1929年5月前后接触到托洛茨基的有关文件资料，在有关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等问题上，与托洛茨基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并在其后7月开始发生的中东路事件及其处理过程中，与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苏联发生分歧，最后被打成“托派”，中共党内托派问题真正形成并公开化。 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都普遍认为“陈独秀完全接受托派有关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观点”，而“堕落为托派”；“陈独秀接受托派的观点，欲以托派面目改造党，则是酝酿已久的必然事件，是他与党中央争论的主旋律”，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导致了他与党的决裂”；“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不发生‘中东路事件’，他也是要与党决裂的”。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上，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共党内产生了严重分歧。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因犯有“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而离开领导岗位。一段时期内，陈独秀很少对中央现行的路线发表议论，直到各地武装起义，他才给中央写信，指出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绝不会象中共中央所估计的那样快，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象中央所估计的那样高昂。现在群众虽有斗争，但拿它当作革命高潮来到的象征还不太够。应该说，这有一定的正确性。广州起义失败后，他的不同意见遭到“左”倾的中央领导人的攻击，被说成是“超等机会主义者论调”，是“政客式、落后的、不信群众力量，不见群众力量”，“简直是没有群众的估计”，是“虚伪老成的机会主义余毒”①。对那些“超过事实的指摘”，陈独秀“默不答辩”，但内心深处却极不平静，对中央“左”倾的不满和对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大”产生新的中央的厚望交织在一起，他一方面拒绝赴莫斯科参加“六大”的邀请，一方面期待“新中央受到许多事实的教训，能够自己醒悟过来”②。对“左”倾盲动主义以及“革命高潮”论“加以相当的矫正”。 1929年春，彭述之从回国的留学生中，获得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个重要文稿：《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前瞻》（1928年6月5日）、《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革命问题》。彭述之认为托氏分析极为精辟，并请陈独秀研究。5月，陈独秀又通过尹宽看到了“我们的话派”③印发的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文件、文章和书信，发现托氏的某些观点，特别是他指责斯大林文过饰非，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陈独秀个人的做法，与陈独秀一段时期以来反省的结果，即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指导上的错误完全一致时，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托氏的这一“基本观点”，他感到有必要将自己的意见反映出来。 5月27日，发生了国民党东北当局因中东路问题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事件，苏联政府向中国方面表示抗议，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外政策的影响，中共中央在6月26日发表《“八一”日的口号》，指出了“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革命胜利”，“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等口号。这种一切以苏联为中心的口号和“左”倾盲动主义的政策，引起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许多人的不满，陈独秀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苏联是中国大革命失败责任的担负者，现在却要在新的中苏民族冲突中去“拥护”它，这从情理上讲是通不过的，更何况中东路问题是很复杂的，而中苏间的纠纷也不仅仅是阶级间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民族间的利益冲突问题。 中共中央觉察到陈独秀的变化以及托洛茨基主义的传入。6月底，由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强调：国际托洛茨基反对派“现在已成为帝国主义破坏苏联反对世界革命的工具，无疑义的在中国的反对派要同样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④。“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近已侵入中国党内……而形成中国的反对派。”⑤这一切表明从陈独秀接触到托洛茨基有关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观点开始，“左”倾中央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陈独秀指斥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中国的反对派”了。 二 1927年7月10月，南京国民政府以武力收回中东铁路局管理权，13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指责中方行为是“非法行为”，17日，又宣布断绝对华外交关系，中苏冲突不断升级直至发生武装冲突。 “中东路问题发生后，中央曾得到国际一个短电的指示”，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加紧中心城市工作特别是哈尔滨工作及拥护苏联的宣传”，同时中共还“得到国际代表团的帮助”⑥。这样，中共中央在7月12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号召全国的劳苦群众，在国际反帝赤色日——8月1日举行示威”，“来抗议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进攻”，“拥护社会主义的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并表示“苏联的胜利，也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的失败，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的失败，也就是苏联的失败”这些观点。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一般原则和意义上说，这是对的、无可厚非的，但把它放在中东路事件这一具体而复杂的问题上，显然就太简单化、太幼稚了。接着，《红旗》等中共中央党刊又发表了《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反对国民党向苏联挑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要开始了》第一系列过于“左”倾和幼稚的文章，有的文章甚至提出：“中东路系俄国国家出资，在中国境内建筑，所以规定为中国与苏联共管，并不是完全属于中国主权。”⑦“苏联在中国的权利，仅只是在中东路没有完全放弃，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中东路是进攻苏联之一个有力的根据地”⑧。很明显，这种旨在证明苏联应当在中国享有权利的理由，是很难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