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最重要的政治转变时期，也是美国对华干预达到空前规模的时期。在中国社会革命处于决定阶段和超级大国对抗迅速形成的双重背景下，当时的中美关系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政治的发展轨迹。正因为如此，它成了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者研究的对象。同先前相比，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取得的进展，都是十分显著的。 绝大部分成果产生于近八九年间。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主编其《论文集》第一辑时，只能在70余篇论文中进行选择，它们大致囊括了1979年后的五年半里中国大陆关于中美关系史的全部学术成果，而其中研究抗战以后中美关系的论文寥寥无几①。此后变化之快之大，引人注目。据一项不完全的统计，1985至1989年国内研究解放战争时期中美关系的论文达50余篇②。90年代头三年出现的此类论文，就数量而言仍甚可观。不仅如此，对于该领域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还导致了几部专著出版，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资中筠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与牛军著《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它们和其他一批论著提供的真知灼见，代表了国内有关研究工作的前沿水平。 由于得自美国方面的史料（尤其是已解密乃至刊印的档案史料）异常丰富，也由于美国学者撰写的众多论著提供了启示和借鉴，国内关于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达到了基本完整、相当深入的程度。对这些政策形成的多种原因、决策过程、实施方式、实际影响及其演变轨迹，已得到比较全面和细致的说明。即使在一些问题上仍有歧见，也多半是因为观察角度、思考方法和取舍侧重有所不同，而不是因为缺乏形成一般结论所必需的史料，或对这些史料缺乏了解。可以说，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阐述构成了解放战争时期中美关系研究的主要成就。本文将根据笔者个人的、必然有所疏漏失当的了解和判断，着重于按照自己理解的前沿成果来阐述近15年国内研究展现的美国对华政策历史图景，兼及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并对研究现状和今后努力的方向提出看法和建议。 从开罗会议到马歇尔调处失败 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直接缘自前此近两年，即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到日本投降期间。对前段时期的理解颇大程度上影响到对后段时期、特别是对中国全面内战爆发前美国政策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先谈关于这一起源的研究。正如美国陆军部史学家罗马纳和桑德兰早在50年代就感觉到的那样，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是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分水岭③。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这两次会议的战略大背景代表了远东乃至世界力量格局中正在出现的基本变化，它们导致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调整。国内有学者论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以及在开罗和德黑兰作出的决策或承诺，决定了苏联迅将成为美国之外的另一个欧亚国际政治主角，而中国在盟国战略安排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与此相应，40年代初期罗斯福对华政策的核心——在对日战争和战后政治中“把中国当大国对待”——开始让位于新的通盘考虑，其宗旨是在远东与苏合作同时限制其扩张。一方面，象他为整个战后世界所设想，并已开始在欧洲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他要通过满足苏联的“合法权益”来努力打消它进一步扩展势力的欲望；另一方面，他要防止中国国共斗争损害美苏关系并为苏联膨胀其在华权势提供诱因和机会。服务于这双重目的以及战胜日本的军事需要的，是中国问题上的一种逐渐明朗化的双管齐下的政策：就苏联在华“合法权益”同斯大林达成协议，在苏联配合下促使国共实行蒋介石领导下的军政统一。谋求苏蒋接近被当作贯彻上述政策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④从总的倾向上看，开罗、德黑兰会议到日本投降期间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系列重要动作，包括罗斯福在开罗同蒋介石密谈、在德黑兰向斯大林试探、华莱士访华、哈里曼—斯大林会谈、向延安派遣陆军观察组、赫尔利调停及其在莫斯科的活动、雅尔塔秘密协定和中苏缔约谈判的安排等等，大体上是按照上述线索展开的⑤。理解罗斯福的对苏政策是把握二战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 在上述国际政治、战略和美国远东政策方向的背景下，以罗斯福变卦为特征的史迪威事件就不难理解了。一些研究者指出，罗斯福虽曾强烈要求蒋介石同意美国与中共进行重大军事合作，但不应高估这一事态的意义，因为这是当时中国战场危局造成的一种应急的、暂时的反应，并不意味罗斯福正在采取一条可能导致美国不反对中共成为中国领导者的路线。同样，罗斯福强烈要求蒋介石向美国交出军队指挥权，也主要是出于一时的军事急需，并不意味他准备与蒋破裂⑥。因此，史迪威事件期间的这些事态只是一种短暂的“偏离”，它们没有改变正在展开的对华政策基本点及其大走向。至于罗斯福最后对蒋退让的种种具体原因，已由学者们作了大致周全的揭示和说明⑦。 史迪威被召回前大约半个月，美国军方决定不在中国海岸登陆。这两个事态使得美国和中共合作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复存在，而一度有所动摇的扶蒋方针确定不移。随后，联苏扶蒋溶共限共政策得到了更积极、更一贯的推行，主要执行者便是赫尔利。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尽管这些驻华代表的强烈亲蒋立场对出自白宫的政策大有推波助澜作用，但罗斯福本人有力地支持了他在走向与中共对立过程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举措⑧。经过雅尔塔秘密协定，到中苏缔约谈判完成时，1943年底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达到其实践的顶点。 紧接而来的是助蒋反共政策。有如美国历史学家沙勒、国内一些研究者准确和详细地阐述了日本战败后的几个月里杜鲁门政府在中国的军事干涉。助蒋阻止中共受降，海空军运送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控制广大关键地区，海军陆战队替蒋抢占华北战略要地并为此对中共部队动武，还通过大量军火援助与顾问援助全面加强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⑨。调兵遣将的魏德迈取代仍在“调处”的赫尔利成了美国政策的主要化身。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投降时美国面对国民党大致仅控制西南一隅的局面，要防止中共支配中国主要地区就只能依靠武力干涉。美国的军事支持使国民党转而拥有战略优势，而它和苏联的政治支持则加强了国民党的外交优势⑩。 然而，象研究者们指出的那样，用军事手段助蒋反共的政策很快便陷入困境。首先与美国意愿相反的是，中共蔑视美蒋禁令，坚持受降权，扩大华北解放区。其次，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一系列进攻，中国由此出现局部内战，全面内战的危险随之增长。不仅如此，美军与中共部队的一些冲突表明，美国的政策可能导致它大规模直接参加中国内战，而这两者都是杜鲁门政府不愿意或经不起的。第三，国民党的统治区域急速膨胀，加剧了它的内在虚弱和腐败，并使其扩张之势迅成强弩之末。第四，苏联在远东关键地区之一——中国东北的行为与美国的期望大相径庭，它设法阻挠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同时却允许大量中共部队进入。最后，杜鲁门政府在中国的行径遭到了美国国内舆论的广泛指责。(11)显然，美国如果继续其军事干涉政策，就难免大规模直接卷入中国内战，而如果停止这种干涉，又会使蒋介石难以巩固他已经控制的地区和占据新的地区，特别是东北。从1945年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魏德迈向华盛顿发出一系列电报，把这个难题摆到了决策者面前，从而引起了最先由美国学者费斯阐述、后由我国史学家进一步说明的“决策危机”。经过长达一个月的讨论，国务院终于提出办法，即一面继续支撑蒋介石的军事地位，一面重新致力于和平解决国共冲突，使蒋获得不战而控制全中国的机会。随后赫尔利突然辞职，马歇尔被委派为赴华特使推行这一政策。这就是一些国内学者如实展现的马歇尔使华的由来(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