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的党史分期是以毛泽东著作中的提法和党的文献为依据划分的，在党史界已有定论。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不是中央的决议。如果有更适合党的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①基于此，本文试图以党的十四大报告阐述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两次中国革命的思想为指导，对党史分期作一新的思考。 一、传统党史分期的不足 传统的党史分期大多将党的历史划分为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八个阶段。这种党史分期，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内容为依据，展现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和革命与建设的发展历程，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传统的党史分期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内容为依据，虽然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但没有突出“党的发展进程”的党史分期的学科特征，没有突出在党的发展进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党的中央领导核心的状况，导致了中共党史分期与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的混同。 其二，传统的党史分期，大都是以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转变有关的重大事件为标志，寻找其历史分期的依据和界碑的，如七七事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等。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这样的分期无疑是正确的，但就中共党史而言，这些事件并非是党的历史发展进程的标志，以此作为党史分期的界碑，非但未能完整地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状况，某些时期的分界甚至割裂了党的路线发展的进程和联系。如以七七事变为界碑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分界，不仅未能反映出遵义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确立的完整过程，而且将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与抗日战争时期相分割，使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与贯彻实施分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给人以割裂之感。 其三，现行的党史分期过于着眼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表象，将党的历史分为八段，显得过于细碎，未能从宏观上概括突出党的发展进程的本质，不利于党史教育宣传功能的发挥。 由此可见，根据党的历史的新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党史分期重新审视和思考是有必要的。 二、党史分期的基本依据 中国共产党在历经的七十多年的光辉历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历经了无数坎坷曲折，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巨大胜利，形成了极其丰富的党的历史内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决定了中共党史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处于核心地位。它与中国近现代史既相互渗融，但又有着自己独特的地位与特征，是一部展现中国共产党成长的专门史。面对着中共党史的丰富内容，面对着中共党史与中国近现代史交叉渗融这样一幅纵横交织的历史画卷，要正确的划分党史分期，首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明确中共党史分期的基本依据。 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那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②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对中共党史分期的研究是同样适用的。由此出发，中共党史的分期必须突出“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必须突出“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③具体讲党史分期应该把握两个要件：一是从党的自身状况出发，即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状况出发，尤其是要从反映党的发展进程的本质和核心，即党中央最高领导集体的状况出发；二是要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中的状况出发，即从中国共产党发挥的社会历史作用与作出的伟大贡献出发。在这两个要件中前者是从中国共产党丰富的历史内涵中把握分期特征的思考；后者是从中共党史与中国近现代史渗融中，反映中共党史及其分期特征的思考。中共党史的分期，应该以上述两个基点为依据，在纵横交织的历史画卷中探寻界碑。 邓小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和中央领导核心问题的论述，与十四大报告及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为我们思考党史分期提供了指南。邓小平同志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④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又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⑤邓小平的上述思想，是对党的历史的高度概括得出的精辟结论，是完全符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的。对此，《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指出遵义会议“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的同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邓小平同志对党的历史的论述，也得到了全党的赞同。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回顾党的历史时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员，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有史以来的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十四大报告在述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时又指出：“这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的又一次伟大革命”，“这场新的革命，是在过去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