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打破了两千年来“家天下”的世袭王朝体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曾出现小小的高潮。但由于军阀割据、战乱频繁，致使中国社会内部缺乏起码的社会与政治稳定；同时，外部面临的国际环境又急剧恶化，这不能不对转变中的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发生重大影响，严重阻碍了中国顺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关于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进程延误的原因，本文主要就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国家对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和初生的市民社会的压制 在本世纪初收回利权运动中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曾形成两个小小的经济增长的高潮，加之从中央到地方都出现了政治分权的形势，从而加速了官办和官督商办等工矿企业的民营化即民间化，或称之为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化过程。民族资本的发展在纺织、采矿、面粉、加工等行业较为突出。国家直接掌握的企业逐渐缩小到造币、兵工、造船等国家机器运转及军事有关的企业。这一变化加强了企业管理的现代化和商品的竞争能力，使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夹缝中成长起来。1920年至1927年八年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和矿业年平均增长率为8.5%至8.6%①。借助政治势力，迅速集中资本而建立起大规模企业集团的，北方有周学熙，南方有张謇。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在这一时期虽得到较快发展，但由于它本来就先天不足，又缺乏资本，企业技术落后，起点低，基础是很薄弱的，具有很大的依附性，也还没有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体制，因此绝无力量单独对抗国际资本和国内官僚地主势力，独立推动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其它后进的工业化国家一样，在工业化启动阶段国家对发展战略的选择、支持和推动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民族资产阶级“想要保障一个拥有数亿农民、面积几乎独占一个大陆的国家的团结、独立和发展，显然是力不胜任的。中国的市民阶层，包括其坚强的先锋——资产阶级，如果反对国家，或者脱离国家，没有它的帮助，他们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②但是，如果国家忽视资产阶级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支柱，也是难以发展的。 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支持了打倒军阀的北伐统一运动。蒋介石的军事政权是得到上海与江浙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才在南京建立并稳定下来。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建立加速国家统一化的进程与政治中心的南移。在此后几年中，南京政府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外国在华特权、收回关税自主权、裁撤厘金制度和大幅度提高关税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和成果。但随之而来的是蒋介石政权的官僚化和资产化。在经济方面，就是在所谓“节制资本”的政策下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和垄断。1928年在南京建立了中央银行，后又设立农业银行，用加入官股形式控制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四家银行有发行钞票权，拥有中国新式银行资本和储备金额的2/5，以及存款总额的一半以上。1929年将全部铁路正式收归国有，后来又独占了新兴的航空运输业。这样就控制了金融和交通这两个至关重要的经济部门，开始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方向转变，后来形成了以四大家庭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 政府通过重建工作从资产阶级那里夺走自辛亥革命以来享有的经济主权和政治主动权。例如，通过统一税收和改定税则，多次提高税率，开征了卷烟、棉纱、火柴等名目繁多的“统税”，使刚恢复的海关自主权没有起到保护国内工业的作用，而是起了充实国库的作用。在“训政时期”的借口下，清王朝的政治遗产——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器又逐步重建，并加强了对工商团体的整顿与控制。在“以党治国”的美名下，竭力限制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甚至连全国性的抗议日本侵略者的人民群众运动也被力图纳入国民党当局的掌握之中。长期的战争环境使公民权得不到保障。到30年代，在世界经济危机和意大利、德国法西斯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反对私人资本主义的统制经济理论作为一种官方学说受到倡导，并曾试图以德国作为现代化模式，建立国防经济体制。这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屈从于新的极权官僚政治结构之中。资产阶级鼓吹了民族主义，结果却成了它的首批牺牲品。 中国资产阶级的成长陷入了历史悖谬：在国民党政权未巩固之前，有限的多元化趋势促进了资产阶级力量较快增长；而国民党政权巩固并强化国家官僚机器之后，资产阶级的发展反而受到抑制。这样，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面临这样的两难处境：或是由于得不到国家的强大支持，因自身软弱无力而难以发展；或者投靠军事化的国家机器，而成为官僚资本主义的附属物与牺牲品。 二、中国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即资本积累严重匮乏 中国传统的王朝财政体系非常落后，完全不适应于发展现代经济事业。民国初年，从内部积累资金投放于经济建设事业不是变得容易，而是变得更加困难。这并不是说国民收入中没有剩余。据经济学家巫宝三统计，1933年国民收入中，仅地主富农的地租收入就有30亿元，除去消费，可积余12亿元。据台湾刘大中教授估计的数字就更多一些，可能积余26亿至30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13%-15%。根据罗斯托的计算，西方日本等国“工业起飞”的资金条件是投资占国民收入的10%，因此，如果中国能把这些积余用来办工业，资金是不成问题的③。但是投资环境与投资取向，首先取决于政治稳定与国家统一。而这一时期内，军阀割据、内战频繁、民营企业遭受到外资企业的排挤，这些政治因素构成了工业化资金积累的最大障碍。 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资金的积累、配置和投放完全是私人企业家的事。而在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国家中，市场需求和资本供应都相当微弱，银行也不具备向工业贷款的巨大能力，因而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基础设施与公共工程建设起着重要作用。共和初期，中央权力衰落，无力掌握全国的收入来源。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占各种收入最大份额的土地税仍划归各省占有，这样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80%左右都取之于仅占国民收入10%-15%的关税、盐税、统税及其他杂税，这就加重了现代经济部门的负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加在一起，大约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6%。这些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偿还内外债务、赔款和军事开支。北洋政府时期这两项支出占年度支出80%以上，南京政府时期略有减少，所占比重仍高达70%左右。以1937年的国家预算为例，军务费占39%，债务费占32%，这两项开支就占国家总支出的2/3，而用于建设事业的基金(7%)与教育文化支出(4.28%)两项加在一起只占11.28%。这是一个被政治严重扭曲的不合理的财政体系。尽管这一时期国家可能掌握的岁入和资源已经有所增长，但大部分却在内战和偿债中花费掉了，那里还能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台湾出版的《中国现代史》一书指出：“当时经济未能显著增长的原因是国防经费占去政府开支的一半。政府花在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造上的钱有限。”④事实上，当时历届政府都靠借外债度日。在1927——1931年不到5年间，南京政府发行的公债、库券额高达10.06亿元，比北洋政府15年内发行的6亿余元公债超出很多，都主要用于军事开支。这种极端反常的情况，正如上海总商会的快邮代电所指出：“穷全国积蓄以养兵，而兵有菜色；竭全国公产以举债，而债额累增。”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