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古铄今的抗日战争，为中华民族历史书写了无比光辉的一页。回顾艰苦卓绝的八年，1944年无疑是承前启后的坐标，中国社会正是在这一年里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捩。 （一） 1944年的第一页，是由抗战以来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所揭开的。 上年10月，由于中间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上的努力，同时也受国际民主潮流的推动，国民党终于同意讨论宪政，第二次宪政运动由此在国统区率先展开。这次运动的重点，起初集中在修改宪草、扩充国民参政会职权、争取人身自由、改善书报检查办法和成立县级正式参议会等方面，它反映了人们为战后建国进行政治设计的迫切心情。 1944年上半年，是这次宪政运动的重要阶段。元旦，在重庆创刊的《宪政月刊》，第一篇文章就开宗明义地展望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激荡出一个洪大广泛的潮流，它可说是一个磅礴古今、充塞天地、济渡人类、荡涤世界的潮流，现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摧枯拉朽之势，结束旧时代，辟创新历史。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它在今日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抵挡的洪流”。在这个“弥漫世界的民主潮流”中，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必将联合起来为世界民主而奋斗，中国人民更应该“团结一体，为抗战，为宪政，为民主而奋斗”①。这豪迈的气魄充满着对民主前途的信心，代表了人心所向与时代趋势。 这次宪政运动主要在国统区的城市展开。陪都重庆，国民参政会宪政实施协进会于新年第一天发表《为发动研讨宪草告全国人民书》。3日，张君劢、左舜生等72人发起宪政座谈会。继之，宪政月刊社、国讯旬刊社、重庆青年会接连举办各种座谈，内容涉及为什么需要宪政、需要什么宪政、怎样推进宪政运动，节制私人资本保护私人企业、保护人身自由、地方政象刷新、妇女与宪政等问题。刚刚访英归来的王云五，也根据考察的感受强调“实行地方自治”、“实行法治”、“尊重人民的基本自由”是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以前置身事外的民族工商业者，这次也参与进来，中国西南实业协会等五团体5月20日联名向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提交的《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表明它们第一次将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联系起来。乐山武汉大学政谈社和法律学会举办了宪政演讲会。协进法学社讨论“人民的权利义务”十分热烈，彭迪先等教授都作了发言，朱光潜还发表了《宪政促进与言论自由》一文。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这次宪政运动的实际发动者，其领导人黄炎培1月23日在广播电台播讲了《吾人要把宪政运动迎取抗战最后胜利》；沈钧儒、张申府、章伯钧4月28日招待文化界人士，宣布对于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要求。5月，同盟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中，以超党派的姿态指出中国在战时“必须成为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否则战后就会出现“国家的分裂与毁灭”，其痛苦十倍百倍于今天②。 成都的宪政运动是张澜、邵从恩、李璜等人自渝返蓉后发动起来的。他们2月13日发起了旨在“研究宪草，促进宪政，创导民权，实现民主”的“蓉市民主宪政促进会”。参加这一团体的均为年高望重、有骨气有气魄之士，舆论称其“好象是打破了沉默的第一春雷”③。该会6月23日发表的《对于国事之十项主张》，强调“非立即实行民主不足以团结各方争取胜利”，引起世人注目。中国青年党这年创办的《民宪》杂志，也是成都地区讨论宪政的一个重要论坛。 昆明地区由于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宣传活动显得有声有色。1月末成立的“宪政讨论会”，省政府主席龙云亲任常务理事，龚自知、赵公望等名流硕彦担任诸种名誉职务。这个团体还附设了由崔书琴、钱端升、姜亮夫、杨振声、查良钊等知名学者组成的研究委员会④。以潘光旦、潘大逵、曾昭抡、徐炳昶等人为理事的“昆明学术界宪政研究会”，4月起与青年会合作举办宪政问题系统讲演，伍启元、陈序经、陈岱孙、赵凤喈、周炳琳等教授先后就宪法、预算、司法制度和经济政策诸问题公开演说。此外，《自由论坛》出版的“宪政基础专号”，妇女界、青年界、新闻学术界省宪研究会组织的座谈，也增加了春城活跃的气氛。 国民党内部民主分子，对推进宪政也采取积极态度。孙科元旦播讲的《认识宪政与研究宪政》，批评执政当局“忽视抗战建国同时并进的最高国策”，强调“三民主义的宪政必能随着这次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抗战胜利而彻底实行”⑤。5月，国民党民主派还创办了自己的舆论阵地《民主世界》。 鉴于1940年第一次宪政运动失败的教训，中共起初认为国民党允诺抗战胜利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与实施宪政，只是欺骗人民和拖延时间，若要有真诚意，就应首先“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并在抗战期内召集真正民意选举的国民大会”⑥。但是，中共很快意识到，只要国民党允许人民讨论宪法，就有可能冲破限制，推进民主运动。3月中旬，周恩来提出将保障人民民主自由、开放党禁、实行地方自治作为实行宪政最重要的先决条件⑦，表明中共决定参加这次宪政运动，并与争取合法斗争的中间党派取得了协调。 从以上简介中不难看出，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在这年上半年已走出沉闷近三年的低谷，逐渐呈现出越来越热烈的气氛。当时“一般人莫不如大旱之望云霓的需要宪政”⑧，有些座谈常常发展成几百人乃至一二千人的群众集会。这正是任何一种历史性转变所起码具备的社会条件。 （二） 任何节制的运动，只是表示人类生活的某些需求，合法规范下的宪政运动，自然地不足以成为变革的契机。然而，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这年在豫湘桂战役中迭遭惨败，导致了正面战场出现相持阶段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危机。这一结果，象一付清醒剂，使大后方人们猛然醒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