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思想家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民主和科学成为五四的旗帜，反映了五四启蒙思潮的精神实质。五四民主思想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的总结，它深化了中国人民对民主的认识，但其本身也有着矛盾和局限。 （一）民主思想的提出 辛亥革命后，陈独秀、李大钊等走在时代前面的先进人士从中西近代化的比较中认识到，仅仅引进先进科技、创办近代工厂、兴办近代教育、建立民主政体，并不等于实现了近代化。在多数国民对改革不闻不问，旁观中立，漠不关心的情况下，改革者历尽千辛万苦所取得的成果总是得而复失，即使幸存者也难以摆脱专制的阴影。要想取得真正的进步，离不开国民对救亡与改革的主动参与，离不开人的解放和人的近代化，离不开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启蒙。陈独秀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助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他郑重宣告：“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②李大钊也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③所谓新文艺，在他看来，就是由培根和卢梭等西方近代思想家所阐发的民主和科学思想。 他们认为，民主有两层含义，一为民主的外在表象，即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理论原则；一为民主的精神实质，即人的近代化，人的独立自主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确立。在某种意义上，民主就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何为民主政体？英国19世纪伦理学家边沁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思想，认为这是区别政体好坏的唯一标准。在他看来，民主政体就是最能体现功利主义原则的政体④。19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密尔则指出，“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力属于社会整体的那种政府”，每个公民都有权担任公职，并有权行使最后的主权⑤。尽管这种思想掩盖并抹煞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对立的实质，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它为中国人民同封建专制思想的斗争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武器。陈独秀据此指出，民主政治的理论原则是人民主权和人民福利。他说：“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全体人民之福利，……民主国家，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⑥李大钊也认为，为民谋福利，使民“同饱同暖”，以“惟民主义为其精神”的政治是最佳政治⑦。关于民主政体的组织形式，陈独秀十分赞赏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他说：“古今万国，政体不齐，治乱各别。其拨乱为治者，罔不舍旧谋新，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⑧但他又认为，在当时应该实行的是能够表达多数国民意志的“代议制民主”。这一主张也得到了李大钊的赞同，他认为，代议制民主的长处在于，它既符合国民素质的现状，又能够使国意与民意充分沟通⑨。 代议制民主应该如何运作？李大钊提出了三条具体意见：其一，制订反映自由平等基本人权的宪法，并确保宪法的实行，因为“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⑩其二，创造新的领导中坚，“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取代已经腐朽的军阀政客(11)。其三，实行类似英美联邦制的省制。李大钊认为，以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制符合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并且是达到统一的捷径。他说：“近世文明之特质惟在解放”，个人之解放自不必说，就是作为国家构成单位的省也应从中央集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自伸其权，自展其力”。因为，省是国与民之间的中介，只有省的力量得到应有的发展，才“上足以强国，下足以育民”。所以他主张各省实行自治，自行处理本省的行政事务(12)。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早期不主张过多谈论现实政治。他认为，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国民政治的问题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而提高人的素质的思想启蒙任务，即从心理的层次上从事民主政治的建设，乃是第一位的。因而他不主张过分贴近现实政治斗争，对于当时舆论界的热门话题国体问题，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他明确宣布，《新青年》的宗旨在于“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而不在于批评时政”(13)。 五四时期思想家认识到，只有经过国民性的改造和重构，才能为民主政治提供深厚的动力，才能为近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在新文化运动早期，他们着重宣传了自主人格观和自由平等的权利意识。 （二）自主人格观和自由平等的权利意识 1.自主人格观 五四时期思想家都把具有自主人格的个人看作民主政治的基础。李大钊指出，只有明确自我的存在，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和国家的利益，才能自觉地选择民主政体(14)。反之，如果“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人们必将“堕于奴隶服从地位”，从而使国家“即无外侵亦将自腐”(15)。陈独秀也认为，以往的历次改革之所以均告失败，原因就在于，中国多数国民没有“自觉其属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自觉参与救亡与改革，而是“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盼望“伟人大老建设共和行政”，放弃了自己的努力。这种“希冀主恩”的奴隶心态是民主政治的致命伤。他指出，能否实现政治民主，“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16)。也就是说，民主政治对于人的最基本要求，就是个人具有自主性。 什么是自主性？在陈独秀看来，就是人的近代意识的觉醒，就是人的自由自主人格观念的确立，他认为这是民主的实质。他指出，人们生而平等，各有其天赋权利，因而“各有其独立自主之权”，而“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隶自处之义务”。他说：“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因而“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惟其如此，才能“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17)。李大钊也十分强调自我的觉悟。他认为，立宪国民不应因环境的恶劣而失望灰心，自暴自弃，而应充分认识到自我的价值，他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此所谓用，非徒供用于人，亦重自用其我。立宪国民之唯一天职，即在应其相当之本分，而觅自用之途。”只有这样，才能尽其所长，达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境界，不致虚度人生，而能体现人生价值，造福社会(18)。如何确立自主性？李大钊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第一，洗面革心，再造自我。他认为中国人的头脑中积满了专制的灰尘，尽丧自我，黯然无生气，必须以近代思想加以解剖，重构国民性，即“弃罪恶之我，迎光明之我；弃陈腐之我，迎活泼之我；弃白首之我，迎青年之我；弃专制之我，迎立宪之我；俾再造之我适于再造中国之新体制，再造之中国适于再造世界之新潮流”(19)。第二，打破儒家思想的桎梏。他认为，中国思想界过于消沉，就是因为孔孟的纲常思想束缚了人心，所以“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由于中西国情不同，解放的途径也各异，“而在欧洲，乃在脱耶教之桎梏；其在吾国，乃在破孔子之束制”(20)。第三，打碎封建专制制度的枷锁。他认为，近代文明的特点是解放，“解放者何？即将多数各个之权利由来为少数专制之向心力所吸收、侵蚀、陵压、束缚者，依离心力以求解脱而伸其个性复其自由之谓也”(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