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什么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能在完成艰巨的社会改革的同时,迅速恢复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都达到或超过历史的最高水平,并且很快就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是一个重大课题。对此,笔者在《建国初期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重要启迪》一文中总结了四条基本经验(见《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5期),本文再就另一个侧面作些补充。 中国共产党认为,革命的目标不是单纯地为了破坏旧世界,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新世界。对于中国怎样才能尽快地恢复和发展经济,为现代化建设创造条件,是早就有所考虑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探索,并且反对了脱离国情的“左”右两种错误主张,使认识不断深化和日趋成熟,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这种探索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及其经济主张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还存在教条式的理解,以及生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曾经主张在中国立即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和有关决议,对中国社会性质第一次作出了正确分析,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从而第一次正确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已定的革命纲领,初步制定了变革各种生产关系的政策。在反帝方面,始终坚决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实行关税自主和盐政管理自主,收回一切租界及租借地等,从根本上消除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掠夺中国的条件。这比资产阶级革命派幻想以承认不平等条约换取列强的支持,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1927年上半年,还曾提出过取消外国资本在华发行货币、垄断交通运输的特权,将其收归国有;外人在华工厂企业,须重新登记,接受中国政府管理;不经中国政府同意,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境内自由开设工厂。 在反封建方面,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代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明确提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强调说明:“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假使土地不没收交给农民,假使几万万中国农民因而不能参加革命,政府必定不能巩固政权,镇压军阀的反革命。”①1927年5月中共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制定了没收土地革命纲领,即除了小地主和革命军人以外,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官地、荒地均予没收,交给耕种的农民。 在对待民族资本方面,起初是主张很快实行社会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到1924年国共合作时改为,同意孙中山提出的既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又要节制资本的主张。随后,由于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加上共产国际“左”倾思想的影响,1925年1月中共四大认为,中国“劳农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之斗争已临近了,这种斗争将永远把人类解放出来”②。为此,强调无产阶级在联合资产阶级共同进行国民革命的同时,既要推翻外国资本主义,也要反对本国资本主义,应积极开展保护工人利益的斗争,为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1927年5月中共五大又主张保护民族资本,同时努力改良工人待遇。 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又一个重要经济特征——买办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还缺乏应有的认识,没有提出相应的政策,以致对暂时留在统一战线中的部分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丧失必要的警惕,成为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萌芽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从经济关系上分析中国国情,并在30年代前期,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同托洛茨基观点展开了两场论战。托洛茨基指责共产国际把封建关系看作在中国经济和政治领域中都占统治地位,“是彻头彻尾的错误”,认为“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占有无条件的优势,进行着直接的统治”③,从而鼓吹中国革命要由民主革命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财产”④。陈独秀极为赞赏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经过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封建势力受到最后打击,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堕落成为革命取消主义。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虽然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未完成,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但又认为资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因此,“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⑤这种把两个革命阶段的任务“毕其功于一役”的主张当然是错误的。 所幸的是,这种“左”倾主张很快就遭到批评和纠正。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⑥那种认为中国革命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以及所谓“无间断革命”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原因是:“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这一反动联盟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威力”⑦。因此,“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实行土地革命”,仍然是“革命当前的两大任务”⑧。上述分析和论断,除了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是不对的外,对中国国情和由此决定的革命性质的认识则是正确的。